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许广平意外怀上了儿子。一直想丁克的鲁迅，看到儿

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许广平意外怀上了儿子。一直想丁克的鲁迅，看到儿子第一眼，忍不住撇嘴说：“臭小子，怪不得如此可恶。”   鲁迅第一次抱起儿子时，已经接近知天命的年纪。深秋的上海小楼里，他坐在藤椅上，看着包在蓝布包被里的小婴儿，心里翻涌的，是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意外与惶惑。   按他原先的人生规划，这个孩子本不该出现。二十多年前，他被母亲从日本匆匆唤回，在绍兴迎娶朱安。新娘裹着三寸金莲，被垫高坐在椅子上，只为显得端庄高挑；掀起盖头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一张木讷而陌生的脸。那一夜，他抱着被子躲回书房，之后二十年，同屋不同床，有名无实。   面对这段旧式婚姻，他曾提议让朱安以“干姐”的名义改嫁，自己出钱替她另寻好人家。朱安却宁愿守着这段“活寡”，也不肯离开。既不愿触碰原配，又不可能再大张旗鼓迎娶，他干脆断了要孩子的念头，甚至回信给母亲时说，在乱世里生儿育女，是给孩子添苦难。   直到在北京女师大的课堂上，他遇见了许广平。讲台上，45岁的鲁迅一身长衫，粉笔灰沾了下摆；教室里，一个短发女生总爱追问到底，下课后还把问题写进长信里寄去。起初他仍以“广平兄”相称，直到信纸上晕开的泪痕，让这段师生情悄然变了味。   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上海，两人一路迁徙，最终在租界的小阁楼安顿下来。他伏案写《而已集》，她在一旁织毛衣、熬药，帮他整理稿件，也是他最倚重的战友。只是想到家里还有朱安，他始终不肯公开承认这段感情，只能对外称她是“助手”。   同居那年，他已四十七，她刚三十二。鲁迅提出干脆不要孩子：一来自己年岁已高，随时可能倒下；二来时代风雨飘摇，他们仍要奔走呼号，实在没精力多担一个弱小生命。许广平表示理解，两人认真讨论过结扎、子宫帽、避孕套等种种办法，小心翼翼地守着这道“防线”。   偏偏天意最爱捉弄理性。某天，许广平在厨房择菜，闻到油腥味突然恶心，去诊所一检查，犹太医生扶着眼镜用生硬的汉语说了声“恭喜”。拿着检查单走出门，鲁迅罕见地在街角连抽几支烟。   这个孩子要不要？他本能是拒绝的，自己忙得脚不沾地，时局险恶，特务盯梢，连自身安危都难以保证，哪来的把握给孩子一个完整的成长环境。许广平却只是轻轻看着他，说：“咱们留下他，好不好？”   他一边挂电话回北京，一边心里天人交战。母亲听说后连连说“必须留”，还顺口对朱安说：“你是嫡母，这孩子也算你的。”朱安只是默默流泪，没人真把她当成这孩子的娘。   等到生产那天，大雨倾盆，广慈医院走廊的水磨石地被他来回踩得发亮。产房里一声惨叫，护士冲出来让他在“保大”与“保小”之间做选择。他没有犹豫，直接签下“保大人”。在他心里，这个一起逃亡、一起挨骂、一起熬稿的女人，比任何未谋面的血脉都重要。   好在命运这一次给了他一点慈悲。孩子虽然被产钳夹得头型有些变形，哭声却洪亮得很。护士把婴儿抱到他面前，他伸手又缩回来，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臭小子，难怪这么会折腾人。”转身却冒着被盘查的风险，跑到南京路买洋摇篮，后来又添了留声机、拨浪鼓、小火车。   从那以后，这个原本只想“丁克”的中年人，悄悄成了一个笨拙却尽责的奶爸。夜里孩子哭，他披着衣服冲奶粉，抱着小家伙躲到晒台上看星星，生怕吵醒许广平；好友送来樱花羊羹，他先掰半块给儿子尝，剩下的用玻璃纸包好藏上书架。   他们给孩子取名“海婴”，寓意在上海降生的小婴儿。原本清冷的屋子，多了啼哭和笑声；原本只为民族写作的人，也开始念叨要多写几篇杂文，给儿子攒学费。   只是这份迟来的温暖，并没能维持太久。1936年秋天，他还照常写稿、会友、抽烟，自以为能挺过去。第二天清晨，五十多岁的鲁迅在妻儿陪伴下咽下最后一口气，床头还放着给儿子新买的铁皮火车。   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周海婴整理父亲遗物，在一个旧抽屉里发现一张泛黄的产检单，还有一块早已干硬的樱花羊羹残片，那是他尚未出世时，父亲在纠结“要不要他”的日子里，小心折叠、又舍不得丢弃的东西。   那个一度坚称“乱世生子是造孽”的人，到最后还是在风雨飘摇中，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柔软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