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被抓的军统特务罗炳乾，他供出了一名仍然在潜伏的女特务，希望以此能够戴罪立功，于是便假装去接头。接头时，女特务感到不对劲，在拿到假情报后，便快速离开，但是还没走远，就被抓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上遗留的特务网络并未彻底瓦解。军统局作为情报主力，在1949年前就布下大量潜伏人员，罗炳乾便是其中一员。他早年投身军统，从报务员干起，掌握无线电技术和密码破译，在抗日时期活跃于后方城市。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参与组织破坏行动，包括干扰解放军补给线和搜集军事部署情报。这些活动直接导致地方经济受损，民众生活受影响。罗炳乾的潜伏身份是普通职员，平日混迹工厂，暗中用小型发报机联系台湾。公安机关通过线人情报网，逐步锁定他的行踪。1950年1月，他在一次秘密联络中暴露，被捕时携带设备和笔记。这些物品成为审讯起点，公安人员从中挖掘出更多线索。罗炳乾的背景反映出军统特务的典型路径，从技术支持转向破坏任务。 钮梅波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她出身华侨家庭，19岁被军统招募，起初担任报务员，后转为外勤。抗日战争中，她参与诱捕行动和情报传递，战后被提升为上校特务。1949年后，她留在上海，伪装成保姆或佣人，藏身富商宅院，利用地道和暗道转移。她的任务包括策划炸毁基础设施，如北站煤栈和码头仓库，这些计划旨在制造混乱，干扰新政权稳定。钮梅波精通伪装和跟踪技巧，常使用假证件变换身份，避免固定联络点。公安机关早有她的情报，但她行动谨慎，多次避开监视。她的活动造成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影响上海重建进程。罗炳乾与她有合作历史，两人通过死信箱交换信息，这种单线联系方式减少暴露风险。 罗炳乾被捕后，面对严峻形势，选择交代钮梅波的存在。他提供她的藏匿地点和联络暗号，公安机关据此制定抓捕计划。罗炳乾的供述包括钮梅波的代号“花影”和活动区域，主要在上海外滩和居民区。他希望通过此举减轻罪责，但他的过去罪行已积累过多。公安人员验证他的情报，确认钮梅波参与1949年多次破坏事件，如准备节日爆炸和暗杀市政干部。这些情报帮助公安扩大清剿范围。钮梅波的潜伏网络涉及其他特务，她负责协调部分破坏行动。罗炳乾的交代打破了这个链条，公安机关开始布控。整个过程体现出情报战的残酷，特务间缺乏忠诚，生存压力下易于出卖同伴。 抓捕行动围绕假情报展开。公安机关准备伪造文件，内容涉及所谓军民活动细节，诱使钮梅波现身。地点选在舞厅附近，人流密集利于掩护。罗炳乾负责传递信封，公安人员外围设伏。钮梅波收到信号后出现，她检查文件后察觉异常，立即离开。但埋伏人员迅速行动，将她围堵。她的逃脱尝试失败，被捕时身上搜出伪造证件和笔记。这些物品揭示出更多情报网细节。抓捕后，公安机关审讯钮梅波，她交代了潜伏计划和同伙名单。罗炳乾的协助虽有价值，但未改变他的命运。整个事件凸显公安机关的效率，在短时间内瓦解特务网络。 1950年上海的反特务斗争进入高潮。新政权成立初期，国民党遗留特务活跃，试图通过破坏和刺探干扰建设。罗炳乾和钮梅波的案例是典型，他们的活动针对基础设施和干部安全。公安机关通过群众举报和情报分析，逐步清除这些隐患。钮梅波被捕后，审讯持续数周，挖出上海地下网络结构，包括其他潜伏人员的联络方式。她的供述涉及炸毁计划和情报传递路径，这些内容帮助公安逮捕多名特务。罗炳乾在审讯中补充细节，确认他参与的发报任务和破坏事件。两人罪行被一一列举，法院根据事实审判。整个清剿行动覆盖上海多个区，摧毁多个情报点。这种斗争保障了地方稳定，促进经济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