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有人想动手否定毛主席，胡乔木提出不再称“毛主席”，改叫“毛泽东”，但黄克诚将军听完总觉得别扭，当场要求胡乔木把称呼改回来！ 1981年初春，北京的空气里涌动着一股微妙的气流，在一份关于历史评价的关键稿件上，几处被红笔勾改的墨迹，意外地引爆了一场关于“称谓”的激烈拉锯战，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字游戏，争执的核心在于三个字：“毛主席”。 当时，被称为“党内一支笔”的胡乔木正在对一份极具分量的讲话稿进行润色，按照起草历史决议所秉持的“科学、客观”标准，胡乔木大笔一挥，将文中所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毛主席”通通改为了更为中性、规范的“毛泽东同志”。 在那个追求拨乱反正、强调制度化表达的年代，这个改动在年轻的工作人员和理论家眼中，不仅合乎规矩，简直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标配”。 然而，当这份改好的稿子被读给原作者，此时已双目失明、身体极度虚弱的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听时，这位曾在战火中九死一生的老将军却罕见地动了真火，秘书念着念着，声音越来越低，因为他看到首长的脸色沉了下来。 等到确认所有的尊称都被那支“理性的笔”修正后，黄克诚猛地拍了桌子，对于像他这样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而言，那不仅仅是一个头衔，而是连接着井冈山的油灯、长征的雪山以及整个民族命运转折点的精神图腾，他当即表示，这种改法，他在感情上过不去。 1980年11月，北京京西宾馆，一场原本按部就班的中纪委座谈会开到了第十天，谁也没想到，原本不在计划发言之列、且重病缠身的黄克诚，突然让秘书传话要讲话，那天是二十七日，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几乎看不见东西的他摸索着走上台。 老将军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当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对于如何评价那位刚刚离世几年的领袖，正处于一种迷茫甚至极端的摇摆中，有人急于全盘否定，想要丢掉这面旗帜，黄克诚坐不住了，他把自己这一万三千多字的肺腑之言抛了出来。 他没有回避晚年的错误，甚至用词严厉地指出了那些“严重的错误”但他更把时间轴拉得足够长：从一九二五年听到那次让他热血沸腾的授课，到一九二七年的至暗时刻，再到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看到的那个运筹帷幄的身影。 他用自己几十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人：没有这个人，我们要在黑暗中多摸索很久，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才是实事求是，这篇讲话讲完，满座动容，到了八一年初，黄克诚觉得既然党内共鸣如此强烈，就应该把这份理性的声音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但他没料到，拦路虎竟是那三个字的称呼，黄克诚的态度倔强得像一块铁，既然胡乔木那里坚持“规范”他就另寻出路，他让人联系《人民日报》得到的反馈是只能登删改后的版本，老将军不信这个邪，把目光投向了老战友集中的军队系统。 他通过秘书直接找到了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华楠，甚至惊动了总政的一二把手韦国清和梁必业《解放军报》深知此事的分量，一边是理论界的“科学规范”一边是老一辈革命家“刻在骨头里”的坚持，报社也不敢擅自拍板，稿件最终被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这一刻，历史的天平掌握在了总设计师手中，邓小平不仅读了文章，更听取了关于这场争论的汇报，他在仔细审阅后，做出了那个一锤定音的决定：文章要发，而且要按照黄老的意见发，胡乔木此前对逻辑和结构的润色确实高明，应当采纳。 但在称呼这个问题上，必须尊重老同志的感情，保留“毛主席”这个决定，瞬间打通了理性与情感的任督二脉。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题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铺天盖地地转载，当老百姓在报纸上再次看到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称谓。 读到那些既不回避错误又充满温情的文字时，无数人悬着的心放下了，大家读懂了这背后的深意：否定错误不代表要割断历史，科学评价不代表要变得冷血，这种有温度的定调，为后来历史决议的顺利通过铺平了人心的道路。 几个月后，那份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历史任务的决议正式通过，在那个庄严的文件里“毛主席”这个称呼依然在字里行间跳动，正如黄克诚所坚持的那样，这不仅仅是三个字，它是几代人共同走过的路，也是通向未来的基石。 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黄克诚讲真话敢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