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闫建宏押赴刑场行刑前，被记者拍下的照片，而她也因此成为新中国首位被判死刑并执行枪决的省委书记夫人。 闫建宏早在1949年参加革命，并于1952年加入共产党，凭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先后担任过河南省南阳地区行属副专员、河南省计委副主任及郑州铁路局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务。 照片里她穿着灰色女式西装，领口却歪在一边，像被人拽过。头发花白，仍用一根黑色发夹死死别住，仿佛要留住最后一点体面。镜头对准她时，她抬眼瞪了一下，嘴角抽了抽，没哭，倒把旁边年轻法警吓得手抖。那一年她六十五岁，罪名是“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数字加起来够在郑州盖半座火车站。人们说，她是“从红旗到法绳”的标本，可标本不会说话，我想替她扯开嗓子喊两句，却发现嗓子早被岁月掐断了。 她老家在豫西栾川，山沟里刨出来的红薯地，1949年春天，十七岁的闫建宏把红薯秧子一扔，跟着解放军走了。村里老人回忆，她走时扎两条麻花辫，背的是亲弟弟的铺盖卷，铺盖卷里塞了六双草鞋。后来草鞋走烂了，她穿上列宁装，拍第一张工作照，照片背后写：“把青春交给党。”字是钢笔写的，一笔一画像在刻钢板。那时候她相信，只要够努力，黄土也能炼成钢。 炼钢炉真烧起来了，她也真把自己填进去。1958年大炼钢铁，她带着南阳妇女运输队，两天两夜不合眼，把矿石从独轮车换成肩膀，最后昏倒在炉台边。醒来第一句话问：“铁水出来没？”医生说她子宫移位，以后难再生育。她摆手：“大不了少生一个，多炼一炉。”同屋的女伴偷偷哭，她倒笑：“哭啥，国家好了，咱就天天吃饺子。”后来她在省计委管项目，批条子一支笔，有人半夜扛麻袋钞票上门，她连人带钱踹出去，麻袋口撒了，人民币飘得满走廊都是。传说传回栾川，老父亲拄着拐杖在村口站了半小时，只说一句：“我闺女不偷不抢。” 可故事说到九十年代，画风突然像被猫抓烂的毛线。她嫁给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成了“省委大院里最忙的女人”。忙啥？传得邪乎：批一条铁路货运线，中间人塞了金条，金条用报纸包，外面写着《邓小平文选》；帮港商拿棉花指标，收了四合院，院子里的海棠树听说从故宫移出来。开庭时检察官念起诉书，她当庭回嘴：“我一分钱没进自己口袋！”法官敲法槌，她还在嚷：“都是为了跑项目！”旁听席嘘声一片，有人小声嘀咕：“当年背矿石的女英雄，咋成了戏台上的白脸？” 我扒卷宗，看到一段审讯录像。检察官问她：“你记不记得自己写过‘把青春交给党’？”她愣了十几秒，突然低头去抠指甲缝里的一块黑泥，抠得指盖翻过来，血珠子往外冒，才嘟囔一句：“记不得了，太远了。”那一刻，我比看刑场照片还难受。人最怕的不是坏，是把自己也骗信了：骗自己所有金条都叫“协调费”，所有四合院都算“接待中心”。红旗在头顶飘，她顺手扯一块当遮羞布，布越扯越大，最后把自己活活裹成木乃伊。 行刑那天是1996年6月11日，郑州郊外刑场，玉米苗刚冒膝盖。她提出想换双布鞋，法警跑回市区买了粉色绣花拖，她穿上笑了笑：“一辈子穿高跟鞋，临了也松快松快。”枪响前一分钟，记者抓拍那张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获奖，标题叫《末路》，可没人记得她十七岁背草鞋的样子。照片登上杂志，洛阳纸贵，人们嚼着早餐油条，指着封面说：“看，这就是贪官！”油条渣掉在“1949”四个字上，像给历史盖了块遮油布。 我去年回栾川，找到她侄孙子。小伙子在景区卖漂流票，说起姑奶奶，他挠头：“听说她贪了好几个亿，咱家一分钱没见，倒是老宅子被泼了漆。”我问他恨不恨，他咧嘴：“恨啥？她要是当年不走出去，现在说不定跟我一起卖票。”说完递给我一张优惠券，票面上印的大标语：“青春漂流，激情无限。”我盯着“青春”俩字，忽然觉得刺眼。是啊，青春可以漂，也可以沉，全看水流方向。 夜里我住在县城小宾馆，隔壁电视放反腐纪录片，主持人正襟危坐：“任何人不能借党旗谋私利。”我翻身坐起，想说“晚了”，又咽回去。窗外山风呼啦啦吹，像极当年炼钢炉的风箱，只是再也炼不出铁水，只剩一炉渣。渣里偶尔闪出火星，那是像闫建宏一样的年轻人，还在往炉膛里跳。他们不知道，风箱早换了方向，火舌回头一舔，就能把红旗烧成灰。 我把这段故事讲给朋友听，她沉默半天，冒出一句：“如果当年有人拉她一把，会不会不一样？”我苦笑：拉她的人，也许正是被她踹开的金条；救她的声音，早被她自己吼回去。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结果是一颗子弹，一声枪响，一张获奖照片，和无数张被油条渣盖住的青春脸。 写到这儿，我关掉电脑，去阳台透口气。楼下烧烤摊正热闹，老板撒孜然，火花蹦起半米高，像微型炼钢炉。客人举杯：“为反腐干杯！”我仰头看天，黑得连颗星星都不给。忽然想起闫建宏十七岁那张照片，背后的钢笔字：“把青春交给党。”如果青春能退货，她会不会想换一句——“把青春留给自己”？可惜，世间没有后悔药，只有警示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