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在财政局的交接现场，原国民党方面的负责人向军管会代表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位负责人就是汪维恒，他表明自己早在1924年就已经加入共产党。顾准联系潘汉年确认情况后，交接工作继续进行，之后汪维恒把从台湾带回的国民党军事部署和美军顾问团活动的情报交给了潘汉年。

要说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从汪维恒这些年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的情况讲起。他1924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按照组织安排加入国民党，从那以后就在军需系统里逐步开展活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按照要求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在台州地区负责党务工作，同时发展党组织。1928年诸暨县委准备的行动暴露后，他按照县委指示去南京，利用军需军官学校的关系进入国民党军需部门，从此开始在后勤领域担任职务。

在那段时间里，他利用职位便利，多次协助地下党员转移和撤离。1938年8月，他和党组织通过史永接上联系。从那以后，他就把掌握的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和运输补给方面的信息不断传递给组织。1943年7月，他了解到蒋介石准备让胡宗南袭击陕甘宁边区南部地区的消息，就和亲属一起赶到重庆，把西北各省国民党军队的兵力、装备、布防和调动情况报告上去，组织提前掌握情况，相关计划没有实施，国共合作的破裂时间得以延后。

1946年，他在南京联勤总部担任职务期间，史永从上海过来配合工作，国民党的重要战役信息和部队运输补给情况就这样通过渠道送到了中央。那些年他在后勤岗位上处理各类军需事务，收集和上报了大量有用信息，为组织提供了支持。

1948年6月，他接到陈诚的命令，前往台湾担任补给区的后勤职务，为国民党可能的退守做准备。他向史永报告了自己的决定，组织同意他去台湾但要求随时准备撤离。他带着家人到了台湾后，就着手收集部队换防、武器配备和相关活动的情报，通过地下渠道送回大陆。

1949年春天，他收到史永寄来的信，信里有盼望返回大陆的暗示内容。他就以母亲生病需要探望为理由，向陈诚申请离开台湾。陈诚几次打电话劝阻，表示大陆情况危急不可冒险，还提出派人接母亲来台湾，但他坚持只身先乘飞机回到大陆。家人随后在5月初被安排从基隆港坐上最后一班开往上海的轮船，安全返回。

回到上海后，他被安排在财政局工作。他召集人员对局里的档案和仓库进行了全面盘查，逐项造册，封存了日伪时期的资料，还阻止了一些资金外流的做法，比如劝阻了拨款修工事和提取存款换外币的请求，保管了相关的图表和账册，为上海的稳定提供了支持。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他率领人员以投诚方式在财政局向军管会代表顾准等人进行交接。交接过程中，他私下向顾准说明了自己1924年入党的身份。顾准联系潘汉年确认情况后，交接工作按计划完成。之后，他把从台湾带回的国民党军事部署和美军顾问团活动的情报交给了潘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