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8岁的徐悲鸿逝世，92岁的齐白石前来奔丧，只听扑通一声，老人直接跪

1956年，58岁的徐悲鸿逝世，92岁的齐白石前来奔丧，只听扑通一声，老人直接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这吓坏了徐家人，赶紧阻拦，不料他痛哭道“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为过”。 ​齐白石原名齐璜，生在湖南乡下一个清苦人家，自小跟着师傅学木匠，刻花雕梁是他的本行。 那一声“扑通”闷响，灵堂里的人都愣住了。九十二岁的老人，白发苍苍，腰已经直不起来，却用尽力气推开搀扶的人，结结实实地跪倒在冰冷的地上。三个响头磕下去，额头触地的声音，比任何哭声都让人心碎。徐家人慌着去扶，老人抬起头，老泪纵横，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为过。” 这句话里头，藏着一座山的恩情。 齐白石的艺术人生，起步于湘潭的雕花木匠。一手好雕工，让他能把花鸟鱼虫从木头里“请”出来。后来学画，也是从《芥子园画谱》这样的木刻版画启蒙。他的画里有股子“生”气，是田间地头的活泛劲儿，但那时候，京城画坛讲究的是“熟”，是文人书卷气。 他五十多岁闯北京，挂出去的画少人问津，价格还不如普通扇面。同行笑他是“野狐禅”，说他笔墨粗野，登不了大雅之堂。那段时间，他住在法源寺的陋室里，靠着刻印勉强糊口，真正是“落魄京华”。 改变这一切的，是徐悲鸿。当时徐悲鸿刚从欧洲留学归来，受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他一眼就在众多画作中，看到了齐白石笔下那股蓬勃的生命力。 别人嫌“土”，徐悲鸿却看出了革新；别人笑“俗”，徐悲鸿却品出了天真。他二话不说，亲自登门拜访，力邀这位年长自己三十多岁、在正统看来是“旁门左道”的木匠画家，到最高学府去教书。 这个消息，在当时无异于一颗炸弹。学院的教授们炸了锅，觉得请一个没学历、没资历的“土老头”来教书，简直荒唐。学生里头也有风言风语。徐悲鸿顶着巨大的压力，态度坚决。他公开说：“齐白石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位丹青妙手媲美。” 他不仅给齐白石定了当时教授里最高的薪酬，还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把藤椅，上课时坐着讲。徐悲鸿自己则站在一旁，亲自为他“护航”，替他调和颜料，维持课堂秩序。这份尊重和捍卫，对当时饱受白眼的齐白石来说，是雪中的炭，更是知遇的恩。 徐悲鸿的推崇是实实在在的。他不仅自己收藏齐白石的画，还竭力向中外友人推荐。1931年，他为齐白石编印了第一本画集，亲自撰写序言，称其“妙造自然”。 齐白石的经济状况从此大为改善，艺术声望也一路攀升。齐白石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后来有一方印，刻着“知己有恩”四个字，说的就是徐悲鸿。他曾对人感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两人的情谊，超越了简单的提携与感恩，成了艺术上的真知己。徐悲鸿擅长画马，齐白石就画一幅《耕牛图》送他，题字“昔日有牛角挂书，今则有悲鸿骏马”。 徐悲鸿画《芭蕉仕女》，觉得少了点什么，特意请齐白石在空白处添上一只写意的墨猪。一工一写，一洋一中，放在一起却和谐有趣，成了艺坛佳话。他们互相欣赏，也互相“较劲”。 徐悲鸿曾用北宋画家易元吉的故事激励齐白石，说易元吉为了画好獐猿，深入山林观察，你也应该“师法造化”。齐白石听进去了，于是有了“衰年变法”，大胆用色，开创了“红花墨叶”一派，艺术臻于化境。 1953年，徐悲鸿突发脑溢血逝世，走在了老师的前头。齐白石听到噩耗，悲痛得长时间说不出话。灵堂上那一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用最古老、最隆重的方式，向他一生的伯乐、知己告别。他跪的不是年龄，不是地位，跪的是那份在困顿中将他托起的恩义，跪的是艺术世界里那颗真正懂得他、珍视他的心。 这一跪，跪穿了世俗的辈分，跪出了中国文人之间最重的情义——“士为知己者”。没有徐悲鸿的慧眼与胆魄，齐白石或许终究只是一方隅之高手；而没有齐白石那震撼人心的才华，徐悲鸿的力排众议也失了根基。 他们是互相成就的星辰。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在艺术的高峰上，真正的知音可以跨越年龄、门户之见，那份基于才华与人格的纯粹敬重，比任何头衔与赞誉都更加不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自《人民日报》2018年9月28日文章《徐悲鸿与齐白石：艺术知己，情谊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