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8岁的黄永玉让弘一法师为他题字。法师微微一笑答应了，说：“切记，4天内务必来取。”没想到，黄永玉8天后才去。当他看到禅房里的字时，立即朝着卧室床前，扑通一声跪倒，号啕大哭起来。 黄永玉眼前的这行字是：“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这八个字像是从心头劈下来的雷。他站着不动，眼睛死死盯着那纸上的墨迹，仿佛一眨眼就会把这句遗言吹散。 他没料到，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游戏的许诺，竟成为一生无法回头的纪念。 在这之前不久，黄永玉还是个没什么规矩的少年。家道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便中落，他从小住在湖南凤凰古城，虽出身书香门第，却脾气倔强。 五岁就逃学，练武练到满身伤痕，却也乐在其中。每天在码头、山林和作坊里晃荡，别人念书、抄经，他却一门心思钻进《江湖奇侠传》里。他从小说要当大侠，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他真信了这些事不是戏文。 1937年抗战爆发，黄永玉被迫南下避战，十几岁的他没有稳定的住处，流浪到了福建。靠给店铺画招牌、雕木印章、打零工过日子。有人说他这人没个正形，也有人觉得他心思太杂。 可那几年，他的手慢慢练稳了，画开始有点样子。 后来到泉州，听人说开元寺里住着一位奇人，法号弘一，出家前叫李叔同，是画家、音乐家、教育家，早年在天津办学、在日本留学，还翻译过《悲怆》和《别离》。 黄永玉本来对和尚没什么好印象，觉得离了人间烟火，哪来的真本事。但那日他见了弘一法师之后，忽然就变了心思。法师不像寻常的僧人，谈吐平静，眼神干净，讲的话虽慢，但句句在理。 黄永玉心里头不服气，便故意说道：“你若真有本事，就写一副字给我看看。”弘一法师依旧微笑，说：“好，四日后来取。”黄永玉点头，心里却没当回事。 结果贪玩误了日子，等第八天跑到开元寺，才知法师已圆寂。那一刻他才知道什么叫错过。 这件事之后，黄永玉像是变了一个人。他不再一味胡闹，开始重拾画笔。他学木刻，白天在印刷厂刻版，晚上画稿子。他的第一张木刻作品《愚公移山》在北京展出时，鲁迅的旧部评价颇高，说他线条有力，情绪真实。 新中国成立后，黄永玉被调入中央美术学院任教。他教书的方式不守规矩，讲课时一边抽烟一边批评教条主义，有时候甚至不给学生打分。校方几次约谈，他也不改，说：“教画画的，不能像教数理化。” 他的个性也给他带来不少非议，但也因此成为学生眼中的“真家伙”。 1980年，中国邮政准备发行第一套生肖邮票，找他设计。他只画了一只猴子，红底金线，线条活泼，一眼就能记住。这张邮票就是后来著名的“庚申猴”，被收藏界称为“票王”。 而他却笑说，这只猴子是他画得最快的一次，因为“想得太清楚了”。 他从不掩饰对自由的偏执，也从不掩饰对过往遗憾的悔意。他说过，自己一辈子最难忘的不是获奖，不是名声，而是18岁那天在开元寺跪下时的眼泪。那是他第一次觉得，做不到的承诺是罪。 黄永玉活了99岁，去世前在北京。最后几年仍写写画画，有人问他如何定义一生，他摆摆手：“活得不像样，却没干过亏心事。” 那副墨迹，他至死没卖，挂在屋里正中。他常说，那是他最贵的一张“借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