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仪做过蒋介石二十余年的文学侍从，号称“国民党第一支笔”，有人说他是蒋家王朝最后的“家臣”。 晚年，秦孝仪披露过蒋介石许多秘事，最具争议的就是1975年蒋介石遗嘱的撰写细节。 秦孝仪生前曾对学生周玉山及阮毅成之子阮大元透露，1975年3月29日他奉命为蒋介石预立遗嘱，初稿中写的是“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送宋美龄过目时，宋美龄坚持要求增加“耶稣基督”四字，最终改为“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一改动引发了史家诸多议论，秦孝仪也因此背了一段时间黑锅。 更关键的是，他后来承认这份遗嘱实际是4月6日凌晨蒋介石逝世近三小时后，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的官方版“政治遗嘱”，并非真正的临终遗言，末尾标注的“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与事实存在出入。 他还透露说，蒋介石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交付蒋经国保存，这是蒋经国敬谨奉藏的蒋介石最后一件遗墨。 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生活情况，秦孝仪在整理蒋介石日记时曾向亲近者披露关键细节：1954年的日记条目中有一行被涂黑的文字，经紫外灯照射显现“今日见顾，仍思其身段，甚愧”，直指蒋介石对戏曲演员顾正秋的隐秘情愫。 他当时用白纸贴住该内容呈宋美龄审阅，最终按宋指示“烧纸留字”，导致《大事长编》中1954年4月12日条目缺失。 他还提及蒋宋夫妻虽是政治婚姻，日常相处却有温情细节，两人在台湾常赴阳明山、日月潭等地行馆散心，途中会以“谁先望见地标”打赌取乐，晚年更每日早晚并肩祷告读经，但宋美龄对蒋介石的私人交往管控极严，曾因怀疑女副官藏有刻“中正”二字的怀表，将其调往偏远驻地。 此外，秦孝仪还证实，蒋宋婚姻的一大遗憾是宋美龄早年因遇刺惊吓小产，此后再未生育，蒋介石日记中曾多次记录对此事的惋惜。 在交班蒋经国的内幕上，秦孝仪作为权力交接的见证者披露，蒋介石早在1950年恢复“总统”职务后，就确立了扶植蒋经国的核心原则，通过任命其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管辖“机要室资料组”，将党政特务机构尽数交其掌控。 他透露蒋介石为扫清障碍，刻意打压反对蒋经国的势力：因吴国桢干预蒋经国随意捕人、拒绝特务经费开支，蒋便逐步削弱其“台湾省主席”权力；因孙立人反对部队政工制度，蒋直接罗织“兵变案”将其软禁，这些人事清洗均由蒋介石幕后授意，秦孝仪参与起草相关任免文告时亲见其决心。 他还提到，1963年陈诚坚决辞任“行政院长”后，蒋介石特意选择无野心、性情谦和的严家淦过渡，直至1972年国际局势恶化、时机成熟，才推动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而自己执笔的相关咨文，实则是为权力世袭披上合法外衣。 至于蒋介石死亡内幕，秦孝仪明确披露其并非留有清晰遗言，而是1975年4月5日晚间在睡梦中突发心脏衰竭，经三小时急救无效逝世。 他证实医疗小组曾反对宋美龄坚持的肺部穿刺抽水手术，认为年事已高的蒋介石体质虚弱，手术可能引发感染，但宋美龄驳回保守治疗建议，术后蒋介石果然高烧至41℃并陷入昏迷，病情急转直下。 此外，他还详细描述了蒋介石死后的流程：4月5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医师宣布死亡，自己于次日凌晨二时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在蒋遗体旁连夜赶写官方遗嘱，所谓“三月二十九日预立”实为倒填日期，目的是维护“领袖临终遗志”的政治形象。 秦孝仪还透露说，蒋介石晚年因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右手需用医药胶布固定在椅把上才能拍摄公开照片，这些细节均与官方发布的“健康形象”形成鲜明反差。 秦孝仪晚年还披露过蒋介石对历史事件的隐秘态度，他提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的处置一直心怀悔意，某次从外地回官邸后摔碎了书房里的明代青花瓷瓶，夜里在日记中写下“杀虎城，失天下之心，吾悔之晚矣”的字句。 作为蒋介石重要文稿的主要执笔者，他透露蒋介石重要文告多由其当面口述大意，自己以毛笔速记后连夜赶写，再呈蒋修改定稿，蒋介石对文字细节要求严苛，尤其注重儒家伦理与革命理念的融合表达。 此外，他还披露蒋介石在台湾时期虽常提“反攻大陆”，但晚年私下对两岸局势有更务实的判断，曾在私下谈话中提及“保台固疆”的重要性，对军事反攻的可行性逐渐产生疑虑。 关于自己的两个儿子，秦孝仪披露说，晚年蒋介石常对他讲：“经儿能忍人所不能忍，可成大事。” 而对于蒋纬国，蒋介石虽疼爱，却认为他“聪明有余，沉稳不足”，不适合核心权力，湖口兵变后更直言“识人不明，不堪大用”，始终只安排他担任联勤副总司令等非核心军职，同时承认蒋纬国身世特殊，是戴季陶之子，蒋介石对他的感情有对故友的承诺和责任。 秦孝仪还提到，蒋介石晚年曾私下对他感慨，两个儿子性格互补，若能融合“经儿的忍”和“纬儿的灵”，才是完美的继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