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一场暴行，葬送了两个家庭的安宁。二十九年后的一纸判决，为何仍让受害者

二十九年前的一场暴行，葬送了两个家庭的安宁。二十九年后的一纸判决，为何仍让受害者夜不能寐？ “不判他死刑，我活着就不踏实。”嫂子赵女士的这句话，是恐惧，更是一道沉重的诘问。 1996年，田某明持刀强奸嫂子，杀人未遂，获刑9年。2005年，他刑满释放，第一时间提刀报复，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见义勇为的村民老刘刺死。随后，他消失于人海，逍遥近二十年。2025年，一审判决落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从强奸、杀人未遂，到出狱后蓄意报复、当街杀害无辜，再到潜逃二十年毫无悔意——这条罪恶的轨迹清晰无比，每一步都在挑战人性与法律的底线。然而，当这一切与“死缓”相遇时，产生的撕裂感，让许多人无法理解。 我们理解司法的独立与严谨。但公众的质疑，源于最朴素的情感和最直接的逻辑：当一个人的罪行如此具有延续性、报复性和残忍性，当他的存在本身已成为受害者余生恐惧的根源，当一位公民因挺身而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缓期二年执行”所传递的信号，是否足够捍卫正义的重量？ 老刘的儿子问：“如果凶手还能活，那谁还敢见义勇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儿子的悲愤，更是一个社会必须正视的警示。法律不仅惩治已然之罪，也须呵护向善之心。对极端恶性犯罪的严厉惩处，是对亡者的告慰，是对生者的抚慰，更是对潜在犯罪者的震慑，对良善社会的奠基。 赵女士的恐惧，不是个人的脆弱，而是司法必须回应的安全诉求。正义应当坚硬如铁，它应当让受害者感到安全，让公众感到信服，让邪恶感到恐惧。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的犯罪，死刑立即执行的法律条款，正是为此而设。 我们期待最终的正义，能够彻底抚平伤痕，能够响亮地告诉所有人：义举永不被辜负，罪恶终将付出与之相称的代价。这关乎一位妻子余生的安眠，一位英雄牺牲的价值，以及我们对一个安全、可信赖的社会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