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工以后，林徽因认为碑文应该用楷体来写，但具体由谁来写犯了难，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说：“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刚劲有力，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问问周总理”。 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彭真了解他的字，也了解他这个人。 总理自小练字，几岁就在家塾用颜体打基础，塾师又让他加练魏碑，提气提锋。 几十年下来，形成了一套既稳又刚的风格，横画能压得住场，竖笔能立得起气。 他写的南开校牌、抗战时写的标语，早就被人拿去临摹。 用在纪念碑上，再合适不过。 林徽因不是那种容易被说服的人。 她是细节控，哪怕是碑身上的花环，也要反复推敲。 最早选了木棉花，结果一查不是中国本土的，稿子都画好了，还是毅然放弃，最终选了牡丹、荷花、菊花。 她坚持楷体，是因为这些字不是写在纸上，而是要刻在几十米高的碑石上。 她去过明清古迹，看过十三陵的楷书碑刻，知道这种字体经得住时间。 设计委员会里意见很多，但她态度很坚决。 就在这时，彭真推荐了周总理。 林徽因听了之后没反对。 她知道，这不是找个“字写得好”的人，而是找个能写出这段文字分量的人。 碑文不是普通题词。 它要讲清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去百年的苦难与奋起。 它要让站在广场上的人读懂牺牲的意义。 她明白，字要有气场，更要有情感。 总理收到消息后，没有马上答应。 他把碑文抄下来，铺在案上，一笔一划地练。 每天早上起来，练字是第一件事。 晚上政务忙完，再练一遍。 不是草草写完交差，而是反复琢磨每一个字。 像是“垂”字，竖笔要挺直，不能软。 “朽”字的撇捺，要写开写大，字才显得开阔。 前后写了四十多遍，废稿垒起来能有半尺厚。 有一次，秘书送文件进去，看见他拿着两张稿子比对，连笔画的角度都用尺子量了又量。 嘴里念叨着，这块碑是写给英雄的，一点都不能含糊。 这份认真，不是做样子。 是因为他心里明白，这些字要被刻进石头里，立在广场上，见证岁月，不能出半点差错。 最后选定的那一版，字体方正遒劲，横画像落地的磐石，竖笔像立起的长剑。 三段碑文从“过去三年”写到“过去三十年”，再上溯到1840年，几代人流血牺牲的历史，就浓缩在这一组排比里。 尤其是结尾那三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字字有力，层层递进。 这不是书法，是沉甸甸的历史。 这份手稿他没有托人转交，而是亲自送到纪念碑工地，交给雕刻组负责人刘开渠。 还说了一句，哪里不合适可以重写。 写碑文的人能这样说话，不常见。 但他就是这样的人。 这份字后来被刻在碑背，用的是阴文圆底，和正面毛主席的八个大字形成对比，视觉上更显肃穆。 而正面那八个大字，也不是随便放大的。 原稿写在信纸上，每个字两寸见方。 要放大到两米多高，用幻灯投影出来描，结果发现字失了原味。 最后是书法篆刻家魏长青出手，逐笔描摹，反复修正。 用照片对比，连细微笔锋都一模一样，才保住了原笔迹的神韵。 碑文之外，还有八块浮雕，讲的是百年革命史。 从虎门销烟开始，到金田起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胜利渡江，历史一段段刻上去。 浮雕不出现个人，不表现敌人，只呈现人民。 画面上是群众，是战士，是一个个普通人。 这和碑文的气质一致，不是塑造神话，而是纪念真实。 整个纪念碑的设计，是几代人智慧的结晶。 征集方案有上百份，最后定稿由梁思成主导。 他主张碑顶用单檐歇山式，既有传统味道，又不过于西化。 坐北朝南的方案最终调整为正面朝向天安门，方便观瞻，也更符合中轴线的气势。 林徽因病重期间仍坚持参与设计，直到1955年去世。 她没看到纪念碑完工，但她留下的图纸和意见，成了最终定型的重要依据。 总理书写的碑文，至今仍清晰可见。 哪怕风吹雨打几十年，每个字仍然能读得出。 写字的人已离开，留下的，是对英雄最深的敬意。 这不仅是一段文字，也是一种承诺。 信息来源： 中国网 《永恒的象征——人民英雄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