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蔡元培出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演讲，爱因斯坦嫌出场费少，说，“1000美金的话可以考虑。” 蔡元培坐在北大红楼的办公室里，反复端详那封从柏林传来的回电，心里既激动又紧张。他和梁启超好不容易凑出爱因斯坦要的1000美金，中国第一次有机会把“赛先生”的化身请进自家课堂。 那时的中国知识界早就知道这个名字。自从爱因斯坦以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说震动物理学界之后，他成了世界大学争抢的对象。 袁观澜在德国任职时提过访华，蔡元培出国考察时也当面发出过邀请，都因为经费和行程问题无疾而终。 这一次，看上去总算要成了。爱因斯坦开口要1000美金，几乎掏空北大一年的讲演预算，蔡元培只好四处求人，跑到山东找梁启超分摊。 梁启超一口答应，还提供自己在柏林结识爱因斯坦的旧交线索。经费到位后，蔡元培通过驻德使馆回电:“条件照办，盼早日成行。”不久，他收到了“新年前后抵达中国”的回信。 然而在爱因斯坦那边，北京从一开始就不是唯一目的地。同一时间，日本也向他发出高价邀请:六周讲学，2000英镑外加头等舱往返。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国力和科研上的优势，使得这份聘书格外有吸引力，而北大的1000美金，则是靠校长和友人东拼西凑出来的极限。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夫妇搭船东来，中途在上海靠岸补给。北大代表许肇南赶到码头，递上行程安排和兑换券，希望他按约北上讲学。 日本方面则在饭店设宴，当面递上东京帝国大学的聘书。第二天清早，一封只有“行程有变，容后告”八个字的电报飞往北京，他本人已经登上开往长崎的轮船。 北京还在全城动员迎客。国会街新礼堂的红布横幅早早挂起，写着“热烈欢迎相对论大师”，入场券发到1000号开外，物理系学生在黑板上演算他提出的公式，等着见本尊。 直到校办通知讲演延期，蔡元培站在讲台边，把横幅一点点卷起，只留下那句后来常被提起的话:“科学不怕晚，我们再等。” 等来的却是一封婉转的解释信。爱因斯坦在日本结束行程后，直接应邀改道他处任职。他在信中说，自己在日本等了很久也没收到北大的进一步消息，以为中国方面可能经费有难，或者改变主意，所以临时更改了路线，对无法成行深感遗憾。 这场擦肩而过，很难简单归咎哪一方。站在北大这边，会觉得对方爽约；站在爱因斯坦那边，又会认为中国缺少现代契约意识:没有正式合同，没有定金，通信又缓慢，谁也不敢把行程完全押在一纸电报上。 原因，大概是那个通讯落后、国力悬殊的时代本身。 真正留下来的，是那笔筹到手却没花出去的讲学费。蔡元培没有退回，而是划给理学院，买回北大最早的一批德制光谱仪。 相对论最终不是靠大师亲自登台，而是由夏元瑮、丁西林等本土学者在课堂上一点点拆开讲给学生听。 这段未竟的访华故事，没有戏剧性的结局，却像一面镜子，照出彼时中国在科学道路上的起步状态:一边是“赛先生”的名号响彻报端，一边是经费捉襟见肘、信息极度不畅。 爱因斯坦没来，北京的讲堂照样会被粉笔灰和计算声填满；真正把现代物理带进这片土地的，终究还是一代代自己的老师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