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反对优待农民，说这是小仁义，我们要施大仁义！ 中南海那间屋子有一回静得出奇。马维探家回来，把一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放在桌上，说这是家乡农民天天吃的。毛主席接过来，掰下一块塞进嘴里，粗糙的渣子卡在牙缝里，他眼圈一下就红了，又把窝窝头分给身边的人：都尝尝，这就是种粮食的人吃的粮食，搞社会主义，得让老百姓日子好起来才像话。 湖南宁乡人高碧岑，一九三二年出生，一九五零年入伍，一九五三年调入中央警卫团，在毛主席身边干了十四年警卫和机要。一九七八年转业到济南轴承厂当副厂长，一九八二年调济南市机械局，一九九二年退休。 毛主席跟这些从地里出来的警卫员聊天，有意无意绕到农民身上。有回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问高碧岑怎么会游泳，高碧岑说，小时候放牛，跟着牛下河，被牛拖着游，久了就会游了。毛主席笑，说这是“牛老师”教的，又收起笑脸嘱咐：到了北京，当了干部，也别把这个“老师”和农村忘了，那个大课堂要常去，老百姓这本书要多翻。 民主革命时期，他看准农民是主力军，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路。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合作化和天灾交织，他每年要抽出几个月顺着大江南北往农村跑，看田里长势，看牛羊肥瘦，看院子里有没有新收的粮食。 一九五五年起，他干脆把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家探亲当成社会调查，还亲手写下《出差守则》，写明回乡要问什么、记什么。从那年下半年起，一批人陆续回乡住村，回来交上调查报告。他要本人亲笔，不许代写，要具体人名事例，要农民原话，骂娘的话也照记不误，还亲自一批一批听汇报。 河南王文礼回乡，看到农民吃不饱，在合作化中有干部强迫命令。他在油灯下改来改去，一连写了六遍才敢交。毛主席把报告从头看到尾，还顺手改了几个错字，在旁边写下“写得不坏”，并批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认真一阅”。 广西凌理德回家遇上大旱，地里裂缝，庄稼干枯，农民没粮，只能挖一种叫“黄狗藤”的野生植物充饥。毛主席看到这三个字，接连追问那是什么，长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毒，还说下次回去带一点来，他也要尝尝。 湖北饶和生在报告里写，农民口粮标准定得太低，不够吃。毛主席看完，把人叫来问他心里觉得一年多少算勉强够，饶和生掰着指头算，说每人每年至少要四五百斤稻谷。毛主席点点头，说“你敢替农民说话就好”。 管楚良在材料里反映，有个农村干部贪污了四百元钱。毛主席看到这里，手在桌上一拍：“不要让他吃大了肚子，叫他吐出来。”接着追问有没有人揭发，上级知不知道，又嘱咐管楚良下次回家再看一看，农民的汗水不能白流。 高碧岑写自己家乡时，提到乡党支部书记兼合作社社长夏凤楼，家里口粮就紧，还带着病领头向国家卖余粮，生产队里最重的活总往前冲。毛主席看到这几行字停住，点上一支烟，沉默了一阵，让高碧岑写信回家打听病好了没有，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又交代他下次回乡再去看一看。高碧岑后来回家，每次都要去夏凤楼家坐一坐，却一直没把这层关心说出口，直到夏凤楼因病去世。 一九五九年，山东德州平原县的李宝森被派回乡调查。连年干旱，地里冒灰，村里没粮，个别人饿倒在炕上再没起来，基层干部爱吼人、逼任务，惹得乡亲们讲怪话，不愿下地。本来计划在村里住二十天，可家乡连招待一个兵的口粮都凑不齐，他只好提前回队。 李宝森一度不敢写材料，怕惹麻烦，又怕对不起乡亲。碰上毛主席秘书罗光禄，他硬着头皮把情况说了一遍。罗光禄让他写成材料直接给主席，由他转交。他回去写了二十多页，主要两条：农民没饭吃，干部作风简单粗暴。 材料送上去，两天后，卫士长李银桥悄悄告诉他，主席把这份东西看了三遍，还批给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谭震林见到他，手里拿着报告，一边看一边问，尤其“没饭吃”的情况，当着他的面给省里领导打电话核实，问明原因，当场商量调粮、救急。说到干部作风，他转达毛主席的话：山东有个梁山，梁山上有个李逵，是个好汉，就是爱抡拳头。李宝森赶紧说，自家村支书当年打日本鬼子、打国民党很坚决，就是领导群众搞生产办法不多，一急就爱训人。谭震林点头，说绝大多数干部是好人，就是水平低、脾气急，这样的干部要教育，要帮。不久平原县来信，说省里调去了大批粮食，群众吃粮缓过劲来，他心里那块石头也算落了地。 这些场景拢在一起，能看出一条不起眼的线。毛主席把农民当成中国大机器的根，把身边这些放过牛、种过地的干部，当成牵着中南海和无数村庄的线，田里的旱裂，窝窝头的粗糙，调查报告上的字迹，一桩桩摊在案头，最后都落在他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