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说过一句话：“四个伟大，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

Teacher，教员。

这个自称，不是谦辞，而是他一生的注脚。

1920年代，他穿着布衣在安源矿洞给工人讲课。没有讲台，没有粉笔，他就蹲在地上，拿树枝画着说：“工人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咱们工人加起来，就是整个天。”

1930年代，他在井冈山的油灯下写《反对本本主义》。有人问：教员，什么是调查？他说：你去看老农抽烟，先递上火，蹲下来，听他讲完三袋烟的故事，你对农民的了解就是调查。

1940年代，他在延安窑洞里给学员讲课。学生听不懂，他就换个说法。还听不懂，再换。他说：“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他的经历、个性和需求，再拿三分去教他。”

他从不觉得自己天生会教。他只是相信，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先生。

1960年代，有人高喊“万岁”。他摆摆手，说：“我只是个教员。”

他不是推脱，是在提醒。

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革命也好，建设也罢，说到底是一场教育——教人认识世界，教人认清自己，教人知道路在哪里，怎么走。

他教了一辈子。从韶山冲到井冈山，从延安窑洞到北京城。教农民识字，教战士看地图，教干部调查研究，教全党实事求是。

他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这话朴素得像他这个人，可细想，这世上最难的事，恰恰是清楚自己在哪座山、应该唱哪首歌？

他懂这个道理，是因为他先当了学生。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一切有经验的人学。学了七分，才敢教那三分。

这是他的教学方法，也是他改变中国的方法。

如今我们叫他“教员”。

这个称呼里，没有神坛，没有光环。只有一个人，蹲在矿洞里画树枝，坐在窑洞前讲课，晚年还在说“我历来是当教员的”。

他教的东西，有人记着。他教的方法，有人在用。

这就够了。

一个教员最大的心愿，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