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一纸来自台北的免职令，漂洋过海送到了沙特阿拉伯吉达的一栋豪华别墅。
 
别墅的主人，是当时台湾当局派驻沙特的所谓“大使”马步芳。
 
这个曾经在西北不可一世的“青海王”，此刻面色铁青。
 
他拒绝在这份要求他回台“接受法办”的电文上签字，转而迅速办理了入籍沙特的手续。
 
他再也没法回到中国的土地上，这全都因为他那位年仅十八岁的“妻子”在阳台上一声冲破天际的呼救。
 
这位“妻子”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侄女，马月兰。
 
1957年，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已在开罗落脚数年的马步芳，如同惊弓之鸟，急忙变卖家产。
 
他带着他的家族成员和两百多号随从，仓皇迁往沙特阿拉伯。
 
同一年，台湾当局一纸荒唐的任命状送达，任命这位不通阿拉伯语、对外交事务一窍不通的旧式军阀，为驻沙特“大使”。
 
他批阅文件只会画圈，日常公务一塌糊涂，但在自己构建的海外小王国里，他的权威依然不容挑战。
 
马步芳的堂弟马步隆，是这场逃亡中无法自主的跟随者。
 
他曾是马步芳手下的军械处长，1949年后别无选择，只能拖家带口依附于这位堂兄。
 
从大陆到台湾，再到香港、埃及，最终到沙特，马步隆一家始终活在马步芳的阴影之下。
 
他没有积蓄，没有独立谋生的技能，只能在马步芳开设的公司里做些杂活。
 
领着每月十五美元的微薄薪水，勉强养活妻子和四个女儿。
 
寄人篱下的苦涩，贯穿了这家人的流亡岁月。
 
马步隆的长女马月兰，八岁就踏上了这条漂泊之路。
 
她的母亲蒋云梅，年轻时是青海有名的美人，而马步芳早就注意到了这几个日渐长大的侄女。
 
马月兰十四岁那年，马步芳以“帮忙做事、贴补家用”为由，让马月兰搬进了自己居住的豪华大厦。
 
天真的女孩和困窘的父母，都没能看透这“善意”背后的险恶用心。
 
在所谓的“马公馆”里，马月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伯父捶背按摩。
 
直到一瓶递过来的汽水让她失去知觉，醒来时，她的人生已被彻底摧毁。
 
马步隆夫妇得知真相后，母亲蒋云梅哭到几乎昏厥，父亲马步隆则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1961年，马月兰十八岁了，马步芳的欲望不仅没有消退，反而以一种更“名正言顺”的方式提上日程。
 
他亲自登门“提亲”，实则是下达最后通牒：不答应，全家都别想活。
 
在赤裸裸的生存威胁下，马步隆再次屈服。
 
马月兰成了马步芳的第七房姨太太，被囚禁在吉达海滨的宅邸中，与世隔绝，动辄得咎。

马步芳很快又将目标转向了马月兰的母亲蒋云梅和两个妹妹，要求她们搬进公馆“一同生活”。
 
蒋云梅心知肚明，竭力防范，马步芳失去了耐心，直接摊牌。

你们三个，必须来一个陪我，如果都不来，那就三个都归我。
 
被逼到悬崖边的蒋云梅，做出了一个母亲最撕心裂肺的选择，她将当时年仅十五岁的三女儿马月莲，送了出去。
 
看着妹妹重蹈自己的覆辙，马月兰每日在囚笼中以泪洗面。
 
一位宅邸中良知未泯的老女仆，偷偷给她递来了纸笔。
 
马月兰将多年来的非人遭遇，一字一泪写成信件，并设法将它送到了台湾当局派驻沙特的参赞宋选铨手中。
 
宋选铨的夫人是位外国人，思想开明，得知详情后对马月兰的遭遇深感同情。
 
在他们的帮助下，马月兰得以逃出魔窟，暂避于宋家。
 
马步芳得知后勃然大怒，竟直接带上一群打手，冲到宋选铨官邸门前，疯狂砸门，高声叫嚣要将宋“活埋在后院”。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马月兰冲上阳台，用阿拉伯语向街坊四邻大声呼救，宋选铨则用中文高喊报警。
 
呼救引起了关注，沙特警方赶到后，差点将这位“大使”拷走，直到他亮出外交证件。
 
次日，当地报纸以“流氓大使”为题，在头版报道了这桩丑闻。
 
消息传回台湾，各大报刊纷纷刊文，痛斥马步芳的丑行，“流氓大使”、“文盲大使”的称号不胫而走，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
 
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
 
1961年4月，在沙特方面保护下，马月兰随宋选铨全家秘密返回台湾。
 
她下飞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所谓的“监察院”，以血泪控诉马步芳的累累罪行。
 
随后，台湾当局的调查组在沙特华侨的联名举报下，发现了更多马步芳欺压侨民、行为不端的证据。
 
最终，在当年8月，作出了将其免职并召回“法办”的决定。
 
马步芳选择了永久流亡，并于1975年在沙特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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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标注：
中国新闻网：马步芳逃亡沙特后因丑闻被免职 最终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