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史”的问题，中国自夏朝开始就设立官方史官，开始本来就是记录君王的政策和言行，到唐代开始官修断代史，作用主要是两方面：第一，丹青记功，传于后世；第二，以史为鉴，供后人（后世君主）资政参考。从当年帝国统治者的角度，“史书”压根就不是给“吃瓜群众”看的，而是留给后世子孙，他们更预想不到会有这么大的“识字人口”基数，竟然还敢对帝王品头论足。 因此，官方史官对历史“修辞美化”是肯定的，但一般不会信口胡编，否则，传颂的压根不是“自己做的事”，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后世、加剧亡国风险，那就完全背离了设立“史官”的初衷了… [思考]正是因为“史官”的设计是这样的作用，统治集团和相关技术官僚，就开始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秉笔直书”，所以，才有“春秋笔法”“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才会有“崔杼弑君”“在晋董狐笔”这样的故事流传，同时，也为各种“野史”的辅助修正，提供了道义正当性……最终结果就是——哪怕赫赫殊勋如“天可汗”李世民，也只能“各种关心”“频频暗示”，甚至这个过程也被记录了下来，成为超过“玄武门”本身的“污点”[捂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