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校里唯一申请去台湾的人：1990年11月，99岁母亲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危，弥留之际唯一心愿：见儿子最后一面，他立即写申请：赴台尽孝，见母亲最后一面，最终以亲情尽孝、特事特办获批，成为开国将校中唯一一例。     1949年，黄汉基的父亲带着全家去了台湾，唯独黄汉基留在大陆。     台湾那边守着三不政策，谁敢提一句想家，轻则被盯上，重则按通匪处置。     大陆这边虽然1979年发了《告台湾同胞书》，可政策落地哪那么快。     普通老百姓想去台湾都难如登天，何况一个档案编号在册的开国将校。     可黄汉基顾不了那么多。他把申请报告交了上去，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就想过去见母亲最后一面。     但这份申请没法按普通人的路子走，它从空军学院政治部报到空军政治部，再报到总政治部，然后是国台办、外交部，一级一级往上递。     每到一层，看过的人脸上都不轻松，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太特殊了。     这种骨肉分离的滋味，黄汉基不是第一次尝。     1938年他还在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和几个同学商量好，考试故意只做一半题，利用校规“一门不及格就开除”脱了身，背上干粮从福建徒步走到延安，一千多公里全靠两条腿。     远在福建的父亲黄忠璟知道了又气又无奈，从1938年到1940年，两年间不断往延安寄邮票——那时一张两角钱的邮票在延安能换一碗红烧肉，上百张邮票就这样变成了儿子的伙食费。     到了延安，黄汉基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因英语出色分到训练部编译科，后来115师急缺懂外语的情报人员，陈光点名要了他。     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干情报，从参谋做到科长，搜集敌情、绘制地图，全是给首长决策做参考的要紧活。     抗战结束又随部队进东北，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继续编译军事情报，辽沈战役后期蒋介石给廖耀湘的电报他都看过，转交给林彪和罗荣桓。     新中国成立后，本来海军要调他，萧劲光司令员看中他的海校底子，但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抢先一步把他抢到空军，说这位同志机警博学，得留。     1955年授衔时，他成了798名开国空军校官之一，证书上还有周总理的签名。     一路走来立下赫赫战功，可他心里始终有块地方空落落的。     1949年父亲带着全家人坐海辽轮去了台湾，母亲走的时候怀里还抱着他当年留下的海军帽徽。     到了台湾后，母亲每个月都去基隆港天后宫烧香，就盼着儿子能平安回来。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她把报纸贴到床头，跟人说儿子要是在大陆，一定在开飞机。     1980年代初，在美国教书的妹妹辗转托人，把信和母亲的照片送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黄汉基才知道父亲已经在六十年代去世了，母亲还活着，一直盼着见他。     妹妹还带了母亲专门录的磁带，老人在里面用福州话念了几十年攒下的思念，怕儿子听不懂还专门做了翻译版。     黄汉基把那盘磁带放在身边，翻来覆去听了好几年。     可听声音怎么够？1990年11月，台北那封加急电报终究还是来了。     申请递上去后，各级部门足足审了十八天。     批文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个别情况，特批。     据当时的规定，探病签注需要提交病危通知书等一系列材料。     黄汉基的申请之所以能走下来，靠的不是制度上的便利，而是孝心打动了审批过程中每一个人。     拿到批文那天，他没耽搁半分，直奔台北荣民总医院。     推开病房门，母亲已经几天没有进水米，整个人处于危重状态，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黄汉基扑到床前，用福州话贴着耳朵轻声唤了一遍又一遍，一声“姆妈，我回来了，我来看你了”刚出口，本已弥留的母亲竟然缓缓睁开了眼，浑浊的眼珠子里泛起光亮，两行泪顺着眼角滑了下来。     四十多年的骨肉分离，在这一刻终于画上了句号。     黄汉基在台湾陪了母亲两个多月，日夜不离，悉心照料。     原本病危的母亲身体竟然慢慢好了起来，脱离了危险。     临走时母亲身体已经稳定，黄汉基才依依不舍地回了大陆。     后来母亲又活了几年，一直到了101岁才安然离世。     办完母亲的后事，黄汉基就按规定回了大陆，继续过他平淡的退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