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妻子盯着那沓钱，半天没接，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皱起眉头。
 
氢弹爆炸成功那天，于敏风尘仆仆从戈壁滩试验场归来，脸上是风吹日晒的黝黑，眼下是熬夜的青黑，嘴唇裂着渗血的口子，怀里揣着皱巴巴的演算纸，上面的参数与爆炸数据分毫不差。他没有参加庆功，只想先回家，用一只烤鸭，犒劳常年操劳的妻子。
 
那时的于家日子格外拮据，于敏因工作保密，对外只说“出远差”，家里大小事全靠妻子孙玉芹扛着。
 
餐桌上常年是咸菜和面汤，孩子馋肉时，她只能一次次哄着“下次再买”。
 
所以当于敏提出买烤鸭庆祝，孙玉芹第一反应就是拒绝。
 
在她眼里，氢弹爆炸是国家大事，和自家柴米油盐无关，更重要的是，家里根本没钱买这种“奢侈品”。
 
于敏没有辩解，默默从兜里掏出一沓钱递过去。那钱皱巴巴的，带着他的体温，数额虽不算巨大，却抵得上他大半年工资。
 
孙玉芹盯着钱，半天没接，脸上没有丝毫喜悦，反倒紧紧皱起眉头。
 
她太清楚家里的境况，油盐酱醋都要精打细算，于敏工资如数上交，根本不可能攒下这么多钱，她不由得担心钱的来路。
 
没人知道，这钱是于敏多年应发未领的补贴和工资，他本想分一部分给一起啃冷窝头、熬通宵的同事，被劝阻后才带回了家。
 
其实孙玉芹也清楚，于敏的工作特殊，常年不着家，半夜回家还会伏案演算，草稿纸不让孩子碰，演算本比粮本还金贵。
 
她曾有过委屈，小女儿发烧到四十度，她裹着棉被在雪地里走三公里送医，联系于敏单位，只得到“人在外地，不方便联系”的答复，那时她也曾偷偷怪他不顾家。
 
可看着于敏疲惫的模样，她的疑惑渐渐被心疼取代。
 
那天傍晚，巷风刺骨，她最终接过钱，小心翼翼揣在怀里，匆匆走向巷口排着长队的烤鸭摊。
 
她记得，于敏曾路过这里盯着烤鸭看了半分钟，那时她还笑他嘴馋。
 
队伍绕了半条街，轮到她时，她咬咬牙买了两只，一只留给家人，一只送给常帮她带孩子的隔壁老孙媳妇。
 
烤鸭香气飘进小院，孩子们跑出来，眼睛亮得像小灯泡，以为是过年。
 
于敏看着孩子欢喜的模样，再看看默默摆碗筷的妻子，满心愧疚与释然。他给孩子撕了鸭腿，自己只啃鸭架子，油蹭到胡子上也顾不上擦。
 
他从没告诉妻子，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国家强大、百姓安宁，从没说过罗布泊的巨响是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更没提过自己放弃热爱的研究，转方向只为服从国家需要，他只知道，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
 
孙玉芹看着他，渐渐明白，于敏的沉默不是冷漠，“不能说”不是不在乎，而是肩上的责任太重，他怕家人卷入保密工作的危险中。
 
后来，于敏依旧忙碌，常常十天半月不着家，回来时不是满脸灰尘就是咳得直不起腰。
 
孙玉芹再也没追问过他的工作，只是默默烧好热水、端上温饭，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她把买烤鸭剩下的零钱用蓝布包好，和孩子胎发、旧奖状一起，藏在樟木箱最底下。
 
1988年，保密期结束，于敏的名字和贡献公之于众，邻居们纷纷上门称呼他“于院士”“氢弹之父”，孙玉芹才彻底知道，自己守了二十多年的丈夫，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天晚上，她又买了两只烤鸭，于敏红着眼眶，递给她一只鸭腿：“这些年，苦了你了。”
 
于敏生病住院时，孙玉芹每天都带一小块烤鸭，撕成细条喂他。2019年于敏离世，她在他的骨灰盒旁，放了一小盒真空包装的烤鸭，味道和1967年那天一模一样。
 
如今，每年氢弹爆炸纪念日，孙玉芹都会摆上两双筷子、一只烤鸭，对着空座位诉说如今的美好生活：超市里随时能买到烤鸭，孩子们有出息了，国家越来越强大，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