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1日凌晨，北京郊区，一间空荡荡的写字间里。

一个44岁的男人独自倒在地上。他的头抵着墙壁，墙上留下了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落了一堆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才走的，身边没有人。没有妻子，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

他叫王小波。

他死的那天晚上，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相隔万里。第二天消息传到她那里，她崩溃了。她后来赶回来，看见他额头上的伤疤，看见墙上的牙印，看见那间家徒四壁的房间——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台电脑。再也没有别的了。

他是个海归硕士。他考取过中国人民大学，又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拿过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是体面的大学讲师。

1992年，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觉得疯了的事：辞去教职，成为自由撰稿人。他专心写作，穷得叮当响。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台电脑、一张床、一把靠背椅子。朋友来看他，要自己到小卖部买水，因为他家里连水都没有。

他叫自己写的书是“宠儿”。他写了整整二十年，一遍一遍地改，把它改成了“写给自己的情书”。小说里有大量的性描写，有颠覆时代的黑色幽默，有他对这个世界最真诚的看法。但编辑看完，说了一句话：“小说很精彩，但现在不敢发行。”

《人民文学》的编辑退了他的稿，话都没说。大陆的出版社无数次拒绝他，说你的小说很精彩，但我们不敢发。他到处托人，四处碰壁。只有香港一家出版社愿意出，但为了好卖，把书名改成了《王二风流史》，封面做得像色情小说。他哭笑不得，但也无可奈何。

后来，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叫赵洁平的编辑，愿意帮他一把。趁总编辑出差，赵洁平私自做主，出版了6000本。书出来了，但没有正规渠道销售，只能自己卖。

于是，一个曾经的人大讲师，一个匹兹堡大学的文学硕士，每天推着自行车，把书捆在后座上，转战于各种书摊和图书批发市场之间。别人问他干什么的，他说：“卖书的。”12块5一本的书，他卖了三年，还没卖完。

他在临死前九天，给朋友李静看了刚办下来的货车驾驶执照。他笑着说：“写书赚不了钱，实在混不下去了，以后我就干这个。”他提着一只破旧的暖水瓶，去院子里的锅炉房打水。李静看着他的背影，觉得那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画面。

他死的时候，长达90多万字的《时代三部曲》正在花城出版社发排。这三部作品曾在20多家出版社流浪，最后找到了归宿。但他是等不到了。遗体告别仪式上，责任编辑只能用三部书的封面彩样为他送行。

他一死，世界突然开始爱他了。消息出来后，全国一百多家媒体争相报道。那个曾经被无数出版社拒之门外的“时代三部曲”，现在一路绿灯，加印了十几次，卖出了20多万本。他的书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人们称他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他奉为精神偶像。他说过一句很多人至今记得的话：“我来到这个世上，无非是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他做到了。

他曾说过，自己的墓志铭想写“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再跟一句，“书都卖掉了”。

他活着的时候，书没卖掉。他死后，书都卖掉了。他终于等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