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的部队开进了延安。
电报发到南京，蒋介石高兴坏了，当即回电：“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
他觉得自己十多年的怨气终于出了，中共的“老巢”被他端了，这仗就快打赢了，但他不知道的是，胡宗南占领的延安，是一座空城。

为了邀功，胡宗南干了一连串荒唐事。
他让工兵在延安城外挖假坟，把仓库里的旧武器搬出来当“战利品”展览，还从自己部队里挑士兵冒充共军俘虏，专门训练他们怎么演“被俘不屈”的样子，结果这帮假俘虏见了胡宗南就点头哈腰，满口国军腔，气得胡宗南大骂：“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
就这么一出闹剧，蒋介石居然信了。

3个月后，也就是8月7号，蒋介石坐着他的“美龄号”专机，亲自飞到了延安。
胡宗南为了迎接他，从西安运来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西餐厨师、山珍海味，把贫瘠的延安城打扮出一个“外交宾馆”来。
蒋介石抵达当天下午就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晚上又跟胡宗南单独讨论榆林作战。他说，陕北是中共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他还在延安向营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尽快结束陕北战事，“活捉朱毛”。
这说明蒋介石当时认为，只要把中共首脑机关消灭，大局就定了。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
他去了枣园，走进了毛泽东住过的那间破旧窑洞，窑洞的院子里有棵枣树，树下有个石凳，旁边还有架纺线用的纺车。
随从告诉他，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的窑洞跟这一模一样。
蒋介石摇了摇那架纺车，线断了。

然后他又去了抗大——共产党的“黄埔军校”。
教室是窑洞，黑板是木炭涂的，礼堂是露天的。蒋介石用手抹了一下黑板，手指上全是黑印，他试着坐了一下小板凳，凳子太矮，差点摔倒。
看着这些简陋到不可思议的东西，蒋介石沉默了一阵，突然说了一句话：“若论设备，我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不知道比这里强多少倍，可是会打仗的人反倒越来越少，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随行的人面面相觑，没人敢吭声。
参观完，蒋介石又登上山坡，看到大片被开垦的土地。有人告诉他，共产党在这里搞大生产运动，彭德怀也经常下田，连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劳动，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够吃了。
蒋介石听完，一言不发，脸色很难看。

在一座窑洞里，蒋介石还跟一个当地村民聊了天。
他问那个村民：“你见过毛泽东吗？”村民说经常见。他又问毛泽东穿什么衣服、什么鞋，村民说粗布衣、旧的、袖口打了补丁，穿布鞋和草鞋。问他毛泽东平时吃什么，村民说南瓜和红辣椒，都是自己地里种的。
这个村民走后，蒋介石在窑洞里坐了很久。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蒋介石47年的这趟延安之行，表面上，占领延安让他信心大增，但骨子里，他已经慌了。
他是带着一种“登门取经”的心态来延安的，这是他自己都承认的。他曾以一种自嘲的语气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
而且就在这一年7月，他在国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上公开承认，国民党在军事力量上“大过共匪数十倍”，但“斗争的方法和技术”却不如对方，反观自己这边“无志气、无血性、自私自利”。他甚至把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印发给国民党四中全会，要求大家学习，两天后又批了三个字：“没人性”。
一边不得不学，一边又骂人家“没人性”——这种心态本身就说明问题：他知道对方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就是学不来。

一年后，解放军收复延安，国民党军狼狈撤走。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之败，是战略理念之败。
毛泽东撤离延安前说得很清楚：“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是要争地盘要延安，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装，消灭他的有生力量。”
蒋介石的这个毛病贯穿了他整个军事生涯。
历史学家高华总结得很到位：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他把争城夺地当成了目标本身，却忘了战争的目标是消灭敌人。国民政府觉得自己是执政当局，要“守土保民”，听起来有道理，但真打起来，你摊子铺得越大，兵力就越分散，解放军就可以集中兵力一口一口吃掉你。蒋介石自己也感叹过“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但他就是走不出这个死循环。

再说胡宗南那出“假大捷”的戏，实际上也透着败相。
这种一眼假的把戏，蒋介石不但信了，还大肆宣传。为什么？因为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了，以至于连最基本的核实都不去做。
这说明国民党的军政体系，从下到上都烂透了。底层编造假战报，中层配合演戏，高层乐得相信，大家互相糊弄，谁也不想面对真相。用假消息做决策，越决策越离谱。
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后来评价得很准确：“攻占延安曾经被宣扬为一个伟大的胜利，实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华而不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