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川军军长郭汝栋在望远镜里看着红军抬着担架过山脊，然后下令全军开饭。这仗不打了。

1934年9月，郭汝栋所部由原来的第二十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到了1935年2月，他的部队开始参加对湘鄂川黔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围剿”。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一带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组建红二方面军，10月22日又在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既然长征主线是这样推进的，那么郭汝栋“追而不猛打”的故事，显然更该放进这条时间线上理解。
内战打到后来，许多地方军都明白一个道理：一旦把家底拼光，命令还是别人的，苦果却是自己的。郭汝栋未必把话挑明，但他做事的路数，确实透着这种精打细算。
可这个人又不是一味惜命。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郭汝栋率第四十三军出川赴上海，第二十六师被拉到浏河、蕴藻浜至大场一线。
这支部队10月16日前后赶到战场，在大场方向连续苦战七昼夜，战后全师仅余六百多人。那不是做样子，是真正拿命顶。
更难的是，这支部队装备并不好。第二十六师武器落后，一个连往往只有一挺轻机枪；成都晚报转引的资料还写到，全师人数不足一万，没有像样的炮火，也没有后勤和野战医院。
换成好听一点的话，叫“条件艰苦”；说得直白些，就是该缺的几乎都缺。偏偏就是这样的部队，在大场没往后缩。
10月23日前后，前线已经打到极苦，二十六师仍在和日军缠斗。相关公开报道里还提到，该师152团团长解固基就是在这天率部冲击时重伤牺牲的。
郭汝栋不是不会硬拼，他只是把硬拼用在了另一个方向。这也是这段旧事最耐琢磨的地方。对着红军，他更像一个不肯把士兵随便填进内耗的人；到了抗日战场，他又真能把自己的人马压到第一线去。两件事放一起，不是矛盾，反而说明他心里有一条线：有些仗，打赢了也未必值；有些仗，再难也得顶上去。
没必要神化郭汝栋，也不必一句话把人说死。他有旧军人的局限，这是事实；他在淞沪前线拼过，也是事实。望远镜里看到的，不只是山梁上的队伍，还有一个老军头对形势、代价和去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