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地下党员李振远遭遇日军严格盘查，眼看身份即将要暴露，这时他两岁的女儿突然跑了过来，只说了一句话就直接救了他一命！

在日军关东军实行“特别治安强化运动”的1943年，东北地区的盘查极其严格。

李振远在火车站接受检查，日本宪兵手里拿着一本带照片的通缉册，一个个核对乘客的脸。

就在这时，他的女儿李小琳跑了过来，抱着他的腿，喊了声“叔叔”。

李振远听到这声“叔叔”，立即抱起孩子，孩子紧紧搂着他的脖子，遮挡了他部分面容，日本宪兵一看是个带孩子的男人，没多想就放行了。

这声“叔叔”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妻子周梅影在危急关头的急中生智。

周梅影在延安时就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在情报工作中负责抄写、传送情报等事务，很多工作都是在夜深人静时做的。

那天在火车站，周梅影发现日军手里那本册子很可能就是通缉嫌疑人名单，丈夫的头像极有可能就在上面。

她立刻让女儿喊“叔叔”，而不是“爸爸”，就是不想让日军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这个策略成功了——日军看李振远是个带孩子赶路的普通男人，没再深究，翻了翻册子后就放行了。

李振远之所以会被日军这么紧盯，和他的过往经历分不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还在安东林科中学上学，一天放学路上，看到一个喝醉酒的日本警察当街骚扰女学生，李振远和同学胡京良抄起路边空酒瓶就冲了上去，几瓶子砸下去，那日本警察当场就死了。

胡京良打死人的时候，周围人都在喊“学生杀人啦”，李振远顾不上害怕，趁乱把那日本警察的手枪揣进了怀里，这是他搞到的第一把枪。

警察被打死，日本人查得紧，李振远被迫从安东跑回了山东寿光老家。回家路上，他认识了褚景塘、王怀之两位党员，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

他开始联系之前在学校认识的进步同学，一边打土匪武装，一边发展队伍，把队伍命名为“安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到1932年3月，他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1935年，队伍被叛徒出卖，伤亡惨重。李振远没办法，只好再次离开部队，转到山东继续干农民运动。1936年底，他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去延安学习。

到延安后，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来在中央党校当军事教员、自卫军大队长。也是在那儿，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周梅影，一个从上海跑来延安的女学生。

两人的婚礼在延安枣园举行，毛泽东、张闻天都来了，毛泽东说自己是来“打牙祭”的。

有了家庭，工作却没轻松。从延安出来后，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他先后在兰州、平津、东北、上海的情报站任副站长、站长。

1943年这次去东北，是组织上派他去建立情报站，收集日军情报，为反攻做准备。

李振远通过了那次火车站的盘查，后来在东北潜伏，一步步把情报网络铺开了。但代价也很大。

他的女儿李琳年纪小，根本适应不了东北那种寒冷干燥的气候，很快就感染了百日咳。

他夫妻俩在地下工作，身份特殊，根本不敢带孩子出去求医，经济也拮据，也不好意思跟同志开口借钱。

孩子咳嗽得厉害，他们就只能熬点草药，夜里抱着孩子躲到院子里去，生怕咳嗽声大了引起邻居怀疑。

那个当年在火车站救了他一命的女儿，后来没扛过去，在半年前因百日咳夭折了，没能等到抗战胜利。

李振远一直干情报干到全国解放。1949年9月起，他先后在中央情报部、军委情报部任处长；1955年任云南省委调查部部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962年任中央调查部局长，最后以副部级干部的身份离休。2000年2月24日，李振远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一个从东北战场上杀出来的硬汉，在情报战线上潜伏了大半辈子。他在日军眼皮底下活下来了，他的女儿却没活下来。

一个两岁的孩子在火车站喊了一声“叔叔”，保住了父亲的命，可那个孩子自己却没能等到胜利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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