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地下党康乃尔正在茶楼打牌，一军统美女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你起开，让我来打，”康乃尔瞬间反应过来，迅速下楼从后门离开，后伪装成乞丐回了延安。

事情发生在1940年5月的一天。下午六点左右，军统成都特务总队即将对一家茶楼展开抓捕。

目标人物康乃尔，中共成都市委学生委员会书记，在成都领导过反饥饿运动和“三一三”抢米事件，是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紧盯的眼中钉。

会议消息已被泄露，特务正准备收网。可就在行动前几个小时，一个军统女特工得知了围捕计划，她必须在行动前把消息送出去。

她叫王化琴，1914年出生在四川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曾在刘湘手下任军需官，家底殷实，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

她从小聪慧过人，五岁上私塾，七岁就能写诗填词，精通四国语言，后来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又公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

这么一位名门闺秀，怎么跟康乃尔扯上关系了？

两家人是世交。王化琴的父亲和康乃尔的父亲是结拜兄弟，康乃尔从初中到大学的费用，全是王家承担的。

王化琴在南充读小学时就和康乃尔成了同学，后来康乃尔在上海读书，王化琴考到上海上高中，又是康乃尔代为照顾。两家来往密切，兄妹情谊，很深。

1937年抗战爆发，王化琴回国后去了延安，被安排到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正儿八经在窑洞里听过课。

后来她被派往山西，阴差阳错又进了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结果被安排进了军统，专门负责破译日军密码。她不想去，但一时半会也出不来，就这么被困住了。

到了1940年，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国民党大肆抓捕共产党人，康乃尔上了黑名单。

抓捕命令下达到军统成都特务总队那天下午，王化琴听到了会议通报，心里一下就慌了。可会场被封锁，任何人不得外出，她想出去报信，根本出不去。

她急中生智，狠狠咬破了自己的舌头，当场口吐鲜血，倒在同事身上。周伟龙嫌麻烦，随手点了两名女特务：

“你们送她去医院。”到了医院，支走了两个同事，王化琴翻窗就跑，直奔茶楼。

到了茶馆，康乃尔正在打牌。王化琴不动声色地走上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使了个眼色说：“你起开，让我来打。”

康乃尔抬头一看是她，瞬间明白了——多年老交情，她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种地方？那是要出事。

他二话不说起身就走，带着同志们从后门迅速撤离。人刚走，特务就冲了进来，扑了个空。

康乃尔一逃出茶楼，马上化装成乞丐，翻过川北大巴山，一路直奔延安。

他后来先后任中共中央青委秘书处处长、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四川省副省长、四川大学校长等职。

王化琴就没那么幸运了。特务队空手而归，周伟龙当场就怀疑上了她，把她关起来审了整整六个月。

时间一晃到了1951年，镇反运动开始。王化琴在昭化县一所中学当老师，因为过去在军统的那段经历，被当地公安逮捕了。法院判她死刑，公判大会开完就要押赴刑场。

消息传到了康乃尔耳朵里。他已经是青年团西南工委副书记，二话不说，亲自写了一封信送到昭化县公安局。

信里只说了一件事：王化琴在1940年救过我和多名共产党员的命，这件事必须调查清楚，不能这么判。

公安局收到信后立即叫停，重新调查。最后王化琴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免于一死。

更让人唏嘘的是，王化琴和康乃尔在1951年之后再也没见过面。据说有记者采访康乃尔时，提起那段经历，康乃尔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她救我的时候，还那么年轻。”

很多年后，有地方文史工作者去采访王化琴。老太太晚年住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墙上挂着旧照片，说起1940年那件事，她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反复说：

“我看见他有危险，我得去报信。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出事。”

说这话的时候，她语气平静，就像在讲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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