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李玫瑾是谁？不认识她的人，以为就是个普通老教授；认识她的人，知道她在国内犯罪心理学领域的分量有多重。人称“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帮警方分析过无数疑难案件，对罪犯心理的把握精准到让人后背发凉。可就是这样一位刑侦专家，现在居然把目光转向了“扶老人被讹”这事儿。

为什么？因为这事儿已经严重到了连犯罪心理学专家都坐不住的程度。

2025年3月，福建莆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两个初中女生骑电动车放学回家，看见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摔倒了，两个孩子想都没想，停下车就去扶。结果这女子反咬一口，说是因为躲避两个女孩才摔的，张口就要22万的赔偿。她看病总共才花了两万多，剩下那二十万全是漫天要价。俩孩子吓得连学都不敢好好上了，成天提心吊胆。最后还是路边一家店的监控还了清白——两辆车压根没挨着，是那女子自己避让小汽车没站稳摔的。案子最后撤诉了，可好人受的惊吓和折腾，谁来补偿？

同年3月，湖南桃源，尹先生带着儿子去看病，路上看见老人摔倒了，好心去扶。结果老人家属二话不说，一口咬定是他撞的，索赔3万，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尹先生为了自证清白，十几天里精神恍惚、到处跑监控，最后在一处隐蔽的摄像头里找到了录像，清清楚楚拍到两人根本没接触，老人是自个儿摔的。真相大白，对方就扔了一句“对不起”，拍拍屁股走了。尹先生那十几天被折磨得差点抑郁，对方连个字的赔偿都没提。

类似的事儿数都数不过来。2025年2月，山东临沂的王先生扶了摔倒老人，也被家属诬陷，承受无端指责和巨大压力。更早一点，2013年四川达州，三个小孩扶起摔倒的蒋老太，被她和她儿子死死咬住要钱。警方查清是老太自己摔的，定性为敲诈勒索。结果老太过了70岁不用拘留，儿子也就关了10天、罚了500块。违法成本低到这个份儿上，好人自证清白却要跑断腿，长此以往，大街上谁还敢伸手？

前些年有人统计过149起扶人纠纷，其中84起都是被救的人反过来诬陷好人。更扎心的是，只有1起讹人事件受到了处罚，还因为当事人年纪大了没有实际拘留。

这就引出了一个扎心的问题：讹诈者的违法成本，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肉疼”？

律师说得明白，讹人行为在法律上不是没法处理。民事上，被冤枉的好人可以主张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甚至律师费也能让讹人者掏。行政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写得清清楚楚，敲诈勒索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刑事上更狠，单次勒索3万就够“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律武器齐全得很，可现实中为什么讹人者还是这么嚣张？

因为好人被冤枉之后，通常只想着赶紧证明自己清白，压根没想过反过来追究对方的责任。时间耗不起，精力耗不起，最后往往是对方一句“对不起”了事。讹人的成本太低了，低到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是件需要付出代价的事儿。

可李玫瑾教授这一嗓子喊出来，一下子打在了七寸上。她建议，一旦有证据证明老人家属在没证据的情况下漫天要价，就按敲诈勒索起诉，即便不能判刑，也得高额罚款。你讹人，可以，把老人请回家好好伺候着是你的事；但你要是不分青红皂白去讹诈施救者，那就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法律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拿不出证据还硬讹，那就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招高明在哪儿？高明在它把讹诈从“低成本、高回报”的投机，变成了“高成本、零回报”的蠢事。你讹人的时候有多狠，被罚的时候就得有多疼。只有让恶意讹诈者真正感到肉疼，好人做好事的时候，心里才不会发毛。

这方面，湖南2023年判的一个案子给全国打了个样。一个女大学生扶起老人还垫付了一千块医药费，结果被老人家属讹上了，开口就要五千。监控查清真相后，法院不光没和稀泥，还判讹人的家属赔了女大学生六万八的精神损失费，老人的儿媳也被拘留了。这一判，当地类似想钻空子讹人的事儿立马就少了。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不是要为难谁，而是要给“零成本讹人”套上紧箍咒。咱们民法典里本来就有保护好人的规矩，关键得硬气地用起来。对于有真凭实据的受害者，法律理应是保护伞；但对于那些没证据还想大捞一笔的人，就得像教授说的那样，该判刑判刑，该重罚重罚。一个老人讹诈成功，对社会的伤害可不是他一个人捞着的那点儿赔偿金，而是千千万万本来愿意伸手的人，从此把手缩了回去。

这才是李玫瑾这剂猛药最该治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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