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邀请张发奎归国，张发奎坚持婉拒：我两头都不会选择去！
1957年冬，九龙的海风格外湿冷。张发奎把窗户掩上，茶杯里的热气迅速消散，三封信静静躺在书桌角落：一封来自台北，一封落款北京，另一封是旧友自广州寄来。信纸发黄，他却迟迟没有拆开。
若把时间拨回三十年前，张发奎正是南方军界里响当当的人物。第四军在北伐时因敢打硬仗，被同行称作“铁军”；1938年的南雄保卫战，他顶着日军空袭苦守七昼夜，硬生生护住了粤汉交通线。那段岁月塑造了他的骄傲，也让他对任何“必须服从”的命令保持本能警惕。
抗战结束，国共矛盾迅速公开化。蒋介石急需整合旧部，1950年起台湾方面对外发出“重新登记”通知。陈诚、陈济棠先后写信劝他“共商大计”，甚至放话“委员长愿亲自与张将军长谈”。可通知一到香港，他抬手就把它们丢进纸篓，连助手都愣了：“真的不看？”张发奎摆摆手：“看了也没用。”

台北的拉拢没见效，北京很快接棒。周恩来布置统战工作时，点了张发奎的名字，理由简单：南方军政界里，他的号召力不容忽视。广州解放后，叶剑英让李朗如先行致函，请张回乡探亲，结果石沉大海；随后何香凝措辞激烈，信中提到“历史潮流”与“立场”，张见后脸色一沉，把信折好放回原封套，从此不提。
周恩来意识到“硬劝”行不通，改打友情牌。1951年，李济深写了一封近五千字长信，回忆两人并肩作战的旧事，还肯定张“抗日功高”。这封信保留至今，字迹遒劲，但当年它只是被张发奎轻轻放进抽屉。他唯一的回应是口头托人带话：“李老兄有情，我心领了。”

转年春天，蔡廷锴到香港。两人在尖沙咀一家茶楼见面，先谈粤语相声，再聊旧日军中趣事，三小时过去，话题始终没触及政治。分别前，蔡忍不住劝一句：“回来看看也好。”张发奎笑而不答，只把对方送到楼下。
真正触动他的是程思远带来的那张老照片。照片里，曾被称为“北伐五虎将”的几个人并排而立，年轻面孔意气风发。张发奎盯了良久，轻声自语：“人还在，事已非。”程思远趁机提议让他到北京住一阵，顺道叙旧。张沉默片刻，只说八个字：“我两头都不会去。”

他给出的理由既现实又无可辩驳：其一，时年六十一岁，辗转半生，厌倦迁徙；其二，香港生活相对安稳，医疗朋友俱在；其三，回大陆怕被看作投诚，去台湾又难逃旧派内斗。“我只想过自己的日子。”这句话，他对最亲近的家人也只说过这一次。
外界议论纷纷，有人骂他“骑墙”，有人夸他“识时务”。张发奎却把更多精力放在修订《南方抗战亲历记》。他对助手说：“写给后人看的，不写恩怨，只写事实。”书里记下多少阵地失而复得，又记录多少士兵无名而死，唯独对自己的政治选择只字未提。
从统战角度看，国民党重组织，中共重情义，两种套路都撞在了同一堵墙——张发奎的“安全感”。长期厮杀让他明白：敌我可辨，风向难料；比立场更重要的，是不给自己留下退路以外的空隙。

1959年后，他很少再收政治书信。香港寓所每日三餐、一壶茶、几份报纸，偶尔听到窗外维港汽笛，他就拿出那张“北伐五虎”合影，端详几秒又收起。朋友探望时问他是否后悔，他摇头：“没有哪条路更好，只是当时不想再走。”
1970年，张发奎在香港病逝，享年八十一岁。讣告由家属低调刊登，未提官衔，只写“前抗日将领”。他的骨灰最终安放在跑马地天主教坟场，没有党旗，也没有礼炮。对旁人而言，这结局或显平淡；对他本人，或许正是求之已久的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