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遇不公待遇，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决定前往香港，但由于缺乏身份证明，他无法获得美国签证，也不能去其他国家，当诺贝尔奖得主穆勒得知此事后，亲自致信美国国务院，请求派人接李景均前往美国。
 
1950年，李景均辗转来到香港时，已经走到人生低谷。证件失效，签证无门，生活没有着落，科研也几乎无法继续。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位陷入困境的学者，早已是国际遗传学界公认的顶尖人才，被誉为中国遗传学之父。
 
关键时刻，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赫尔曼・穆勒主动出手，致信美国国务院，又联系匹兹堡大学和美国驻港领事馆，最终帮助李景均打开赴美通道。这次跨国援助，救下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前途，也让一位杰出科学家重新回到学术正轨。
 
李景均1912年出生于天津，13岁进入天津英中学院接受西式科学教育，很早便对生物学产生兴趣。1932年，李景均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系统学习现代农业和生物育种。
 
1937年，又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育种系攻读博士，接触群体遗传学核心理论，并受杜布詹斯基、赖特等学者影响。
 
为了夯实研究基础，李景均又到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数学和统计学，由此具备了遗传学、育种学和数理统计交叉融合的能力。
 
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李景均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在祖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带着妻子克拉拉回国。归国航程中，邮轮为躲避日军潜艇多次改道，51天后才抵达香港。到香港后，因支票无法兑现，李景均一度陷入窘境，后来在友人和地下党组织帮助下辗转到桂林。
 
此后，李景均先后在广西大学、金陵大学任教，随身携带专业书籍和研究手稿，被同事称为“移动的实验室”。战火没有打断科学理想，反而让李景均更坚定地把知识留给国家。
 
抗战胜利后，34岁的李景均出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并创办农业试验场，推进作物育种和遗传学研究。1948年，李景均编著的《群体遗传学导论》出版。
 
这本书不仅是中国首部群体遗传学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该领域教科书，后来被译成英文，在欧美学界广泛流传，影响群体遗传学领域长达20年。整整一代遗传学家从中受益，李景均也由此奠定中国遗传学奠基人的地位。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学术环境影响，李森科学说在国内占据主导，摩尔根遗传学被扣上“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李景均坚持以实验数据和统计分析说话，不愿盲从片面观点。
 
很快，李景均负责的遗传学、田间设计、生物统计3门课程被取消，实验室被查封，家人也因美籍身份遭受猜疑。1950年3月，李景均借探望母亲前往香港，却因护照过期、身份证明缺失，陷入无法离开也无法安顿的困境。
 
即便如此，李景均仍婉拒台湾大学任教邀请，靠临时代课和变卖物品维持生活，同时坚持去图书馆查阅遗传学期刊。
 
穆勒的援手，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到来。作为摩尔根学派的重要人物，穆勒深知李景均的学术分量，亲自写推荐信，争取匹兹堡大学职位，并以诺奖得主身份为其担保。1951年，李景均携家人抵达美国匹兹堡大学，迎来学术黄金期。
 
此后，李景均深耕群体遗传、人类遗传和生物统计，提出临床试验随机分组与双盲操作原则，参与亨廷顿病基因检测研究，培养30余名博士，并曾担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1998年，李景均获得美国人类遗传学会杰出教育奖，颁奖词认为其著作影响了一代遗传学家。2003年10月20日，91岁的李景均在美国匹兹堡逝世。
 
李景均的一生，有归国报效的热忱，也有被时代误解的苦痛，更有在困境中仍不放弃科学的坚守。真正的科学精神，不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成果，也存在于风雨之中仍相信事实、尊重数据、捍卫真理的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