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上海解放，山东干部进上海接管旧财政局时，惊讶的发现，国民党负责交接的局长，竟然是潜伏了 24 年的地下党员。

1949 年 5 月 27 日上海正式解放，第二天，34 岁的上海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顾准，带着几名干部来到汉口路 110 号的财政局大楼。

顾准原本做好了应对各种麻烦的准备，国民党撤离时向来会销毁档案、转移资产，甚至故意破坏公共设施。

但当顾准推开三楼局长办公室的大门时，却看到办公室井然有序，所有的帐册、资产清单、人员名册都整齐地摆放在办公桌上，金库钥匙和各类印章也都放在显眼的位置。

站在办公桌前的中年男子身穿国民党少将军服，神情平静。

他就是国民党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上海地方银行董事长、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汪维恒。

汪维恒主动走上前与顾准握手，然后引导接管干部逐一核查库房、核对账目，所有问题都回答得清晰准确，没有任何隐瞒。交接工作顺利完成后，汪维恒约顾准单独谈话。

他告诉顾准，自己原名汪益增，1924 年在张秋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奉命打入国民党内部，开始了长达 24 年的潜伏生涯。顾准听完大吃一惊，手中的钢笔险些掉在地上。

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国民党少将、陈诚的嫡系心腹，竟然是一位党龄比自己还长的老共产党员。

汪维恒的潜伏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他的入党介绍人张秋人在杭州被捕牺牲，汪维恒与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

在长达 6 年的时间里，他孤身一人在国民党军队中蛰伏，从基层军需职员做起，凭借严谨干练的工作能力逐步晋升。

1930 年，陈诚率领的第 18 军进驻浙江，陈诚以治军严格著称，对军需官的要求极高。汪维恒因工作能力突出被陈诚看中，调任第 18 军军需处上校处长，成功打入国民党 “土木系” 核心圈层。

在此期间，他从未放弃寻找党组织，多次利用出差的机会在上海、杭州等地秘密联络昔日战友，直到 1933 年在上海南京路上偶然遇到宣侠父，才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由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直接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维恒调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区副司令，驻上海，负责整个华东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工作。

1947 年 5 月，孟良崮战役打响前，汪维恒收到了整编 74 师的后勤补给申请，详细列出了该师的弹药储备、粮食消耗和运输路线。

汪维恒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情报的重要性，连夜将所有核心内容记在脑子里，通过秘密交通线传递给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情报显示，整编 74 师的弹药仅够维持 3 天高强度战斗，粮食也只够 5 天使用，且唯一的补给线从临沂经蒙阴到孟良崮，沿途都是山区，极易被切断。

粟裕收到情报后立即调整作战部署，命令部队不仅要包围整编 74 师，还要派出精锐切断其补给线。

最终，华东野战军全歼整编 74 师 3.2 万余人，击毙师长张灵甫，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最伟大的胜利，往往来自于最漫长的坚守。” 汪维恒用 24 年的潜伏，践行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1949 年 4 月，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党组织向汪维恒下达紧急指令，要求他从台湾返回上海，临危接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一职，守护上海的财政体系。

汪维恒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动身返回上海，在国民党撤离的最后日子里，他顶住各方压力，阻止了资产转移和档案销毁，将上海的 “钱袋子” 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身份确认后，汪维恒被任命为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协助顾准开展工作。

上海解放初期，银元投机风波严重冲击金融秩序，汪维恒向顾准提出查封证券大楼、打击投机商的建议，并提供了所有主要投机商的名单和交易记录。

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军管会出动军警查封证券大楼，一举平息了银元风波，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市场。

1950 年汪维恒升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1952 年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

就在汪维恒满怀热情地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正在悄然酝酿。没有人知道，这位为党潜伏二十四年、立下赫赫功勋的老党员，未来还将经历怎样的人生考验。
出处：《中共上海党史大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潘汉年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汪维恒同志生平》（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1980 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