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叛逃 12 年的红军师长带 800 人起义，司令员王建安不敢收。

1949 年 4 月 25 日，第三野战军第 7 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收到浙东四明山急电，原国民党第三绥靖总队第六大队大队长方步舟率部 836 人起义，请求编入解放军序列。

王建安翻开方步舟的履历档案，手指停在 “1937 年 3 月叛逃” 那一行，久久没有说话。

王建安深知方步舟的军事能力，也清楚这次起义对解放浙东的意义，但 12 年前的那场叛变给湘鄂赣苏区造成的损失太过惨重，任何轻率决定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风险。

方步舟并非一开始就是革命的叛徒。1925 年方步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红四军第 10 师第 26 团团长。

1931 年方步舟受毛泽东派遣前往鄂东南工作，与徐彦刚、傅秋涛等人共同创建湘鄂赣苏区，先后担任红 16 师政治委员、师长、红 17 军政治委员等职，率部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 “围剿”，累计歼敌超过 1 万人，是湘鄂赣苏区公认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1934 年中央红军长征后，湘鄂赣苏区进入三年游击战争的最艰难时期。国民党调集 10 万重兵实行三光政策，红军粮食弹药完全断绝，内部还开展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运动。

1937 年 1 月，方步舟率红 16 师在通山县作战失利，仅 200 余人突围。湘鄂赣省委书记傅秋涛未经充分调查，就撤销方步舟的所有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方步舟多次申诉无果，又得知身怀六甲的妻子周玉贞被国民党军俘获，对方威胁要杀害母子二人。

在双重打击下，方步舟于 1937 年 3 月 21 日深夜离开红军营地，向国民党军投降。

方步舟投降后，被迫透露红 16 师的活动路线，导致近千名红军战士牺牲。国民党方面虽任命方步舟为武汉行营少将参议，却始终对他保持高度警惕，不给他实际兵权。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步舟多次请求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均被拒绝。

1938 年 6 月武汉告急，方步舟回到鄂东南家乡，拉起一支 3000 多人的抗日游击队，自称湘鄂赣抗日游击总指挥，率部在通山、阳新一带袭击日军据点，累计歼灭日伪军近千人。

1939 年方步舟的部队被国民党收编为湘鄂赣边区抗日挺进军第八纵队，方步舟任纵队司令。

他暗中保护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1942 年提前通知 12 名地下党员转移，使他们免遭军统逮捕。

这件事被发现后，1943 年 2 月薛岳以 “纵匪殃民” 罪将方步舟逮捕，关押长达一年多，直到 1944 年 5 月才被保释出狱，在汉口以做煤炭生意为生。

1947 年冬，方步舟的同乡刘培初邀请他重新出山，任第三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兼第六大队大队长，驻守浙江宁波。

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方步舟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开始暗中与四明山游击队联系。

1949 年 4 月 20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4 月 22 日方步舟的起义计划被叛徒告密，刘培初调集宪兵准备逮捕他。

危急关头，方步舟当机立断，于 4 月 23 日深夜率领第六大队全体官兵 836 人，携带轻重武器 300 余件，在宁波望春桥宣布起义。

起义部队连夜向四明山转移，途中击退国民党追兵的多次拦截，于 4 月 25 日与四明山游击队胜利会师，被授予 “光明部队” 的番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王建安不敢擅自决定接收方步舟的部队，将全部情况层层上报给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陈毅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最终作出 “将功折罪，既往不咎” 的批示。方步舟被任命为第 22 军第 64 师第 191 团副团长，他主动要求到最前线作战。

在宁波战役中，方步舟带领突击队炸毁敌方碉堡，身负弹片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方步舟于 1953 年转业到地方，从事水利建没工作。他在多个水库工程中亲自下水排险，关节炎发作也不肯休息，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方步舟晚年居住在南京的老宅里，客厅墙上始终挂着 1930 年的红军合影。他曾对孙子说：“这里才是真正让人挺直腰杆的地方。”

方步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他曾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也曾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用后半生的行动努力弥补过去的过失，却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人知道，这位老人最终能否等到组织的最终结论。
出处：
《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 年）
南京市档案馆藏《方步舟回忆录》（198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