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 7 月，国民党军中将周庆祥于南京以作战不利为由被枪决处死。蒋介石实际上早已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四年前，衡阳保卫战时，周庆祥没有顺蒋介石之意杀身成仁，而是向日军投降，令蒋介石颇为不满。

1948 年 3 月初，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指挥部队发起胶济路西段战役，目标直指胶济路枢纽周村。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错误判断华野部队需要休整，短期内不会发动进攻，于 3 月 9 日电召驻守周村的整编第 32 师师长周庆祥前往济南参加军事会议。

周庆祥离开周村当天，华东野战军第 9 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已率部秘密抵达周村外围，完成了对周村的合围。

3 月 11 日周庆祥匆忙返回周村时，外围阵地已多处失守。周庆祥麾下约一万五千名官兵多为新兵和地方保安团改编，耗时数月也没有完成整训，战斗力薄弱。

周庆祥仓促组织防御，依托城防工事抵抗华野进攻，双方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逐街逐屋争夺。

3 月 12 日凌晨，华野第 9 纵队发起总攻，迅速突破城垣突入城内。国民党军指挥体系陷入混乱，官兵四散溃逃。

3 月 13 日周村全境解放，整编第 32 师被全歼，周庆祥率少数亲信化装突围，逃回济南。

王耀武为推卸自身情报失灵、调度失当的责任，向南京国民政府发报，将周村失守的全部过错归咎于周庆祥擅离职守、指挥无方。

蒋介石接到王耀武的电报后，当即下令逮捕周庆祥，押往南京受审。蒋介石之所以急于处置周庆祥，除了周村战役的失利，更重要的是清算四年前衡阳保卫战的旧账。

1944 年 6 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集结十万兵力进攻衡阳。

国民党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一万七千名官兵奉命死守衡阳，周庆祥时任第十军第 3 师师长，率部防守衡阳城西及西南郊主阵地。

6 月 28 日至 7 月 20 日，日军先后发动两次总攻，周庆祥指挥第 3 师官兵奋勇抵抗，打退日军数十次冲锋，阵地前日军尸横遍野。

第 3 师伤亡超过三分之二，每个团仅剩不足三百人仍死守不退。8 月 4 日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此时第十军已弹尽粮绝，八千余名伤员无法得到救治，能够作战的官兵不足两千人。

外围援军虽距离衡阳仅数十公里，却始终无法突破日军阻击线。

8 月 7 日日军突破城西北角防线，方先觉召集各师师长召开紧急会议。周庆祥在会上提出，部队已完成蒋介石要求的死守 47 天的任务，继续抵抗只能全军覆没，为保全剩余官兵和伤员性命，建议与日军谈判。方先觉犹豫再三，最终同意了周庆祥的提议。

8 月 8 日，第十军向日军投降，衡阳保卫战结束。

周庆祥投降后被关押在衡阳战俘营，1944 年 12 月趁日军看守松懈之机，与几名亲信逃出战俘营，辗转回到国民党控制区。

此时蒋介石正需要用衡阳保卫战的苦战事迹鼓舞士气，掩盖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因此不仅没有追究周庆祥的投降责任，反而在 1945 年 2 月授予周庆祥青天白日勋章，任命周庆祥为第十军军长。

但蒋介石内心对周庆祥的投降行为始终耿耿于怀，在私人日记中写下了对周庆祥等人的不满。

1946 年国民党军队整编，第十军缩编为第 3 师，周庆祥被降为少将师长。

1947 年周庆祥率部参加鲁西南战役，被刘邓大军击败，蒋介石借机将周庆祥撤职查办。

1947 年 12 月，蒋介石重新任命周庆祥为整编第 32 师师长，调往周村前线，实际上是将周庆祥推到了随时可能被清算的位置。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的这句话，精准道破了国民党政权的虚伪本质。

在南京军事法庭上，周庆祥当庭辩解，周村失守的主要原因是王耀武在战情紧急时强行召集主官开会，导致指挥中断，且后续援军迟迟未到。

但军事法庭在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下，完全无视周庆祥的辩解，也没有调查王耀武的责任。

国民党内部很多将领对此事心知肚明，常德会战后余程万拼死守城却被拘押问罪的先例犹在眼前，周庆祥的遭遇让更多一线将领感到寒心。

他们开始明白，在蒋介石的统治下，战场的胜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成为蒋介石推卸责任的合适人选。

没有人知道，这场审判背后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权力交易，也没有人预料到，仅仅一年多之后，那个靠杀自己人来维持统治的国民党政权，就会在大陆彻底土崩瓦解。
出处：《国民党将领传略》《衡阳保卫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