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 2 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朱君友已经把仅有的衣物分给了同牢房的杨伯恺、王干青等难友，做好了从容赴死的准备。他没有反抗，只是安静地跟着两名特务走出牢房。

冰冷的铁镣在走廊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朱君友的心里没有恐惧，只有对战友们的不舍。

朱君友能走到这一步，全是因为他多年的地下革命工作。

1938 年，正在四川大学法学院读书的朱君友加入成都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积极参加抗日游行和募捐活动。

1942 年，朱君友经民盟四川支部负责人张澜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3 年，朱君友从四川大学毕业，接手了家族在成都春熙路的朱记绸锻庄。他利用绸缎庄老板的身份作为掩护，将绸缎庄的二楼改造成地下联络点，秘密接待民主人士和地下党员。

白天，朱君友周旋于成都的富商、官员和军统特务之间，打探各种消息；夜晚，他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传递密件，转运进步书刊和电台零件。

1946 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成都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朱君友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被特务追捕的地下党员转移。

他还变卖了部分家产，资助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家属。

1948 年，朱君友受民盟四川支部指派，负责与中共川康特委的联络工作，传递了大量关于国民党军队部署和特务活动的重要情报。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朱君友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组织民盟成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劝说成都的工商界人士留在本地，保护工厂和商店迎接解放。

1949 年 11 月，朱君友在玉带桥执行任务时遭遇特务突袭搜身，随身携带的革命资料被查获，随即被捕入狱。

在狱中，朱君友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始终守口如瓶，没有吐露任何同志和情报线索。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

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得知丈夫被列入毛人凤亲笔批示的 36 人处决名单后，没有坐等噩耗，而是联合家族亲友全力奔走。

杨汇川的哥哥杨夷甫是民盟成都支部的成员，与朱君友一起从事地下工作。杨夷甫有一个表兄叫徐季达，当时担任国民党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队副队长。

徐季达虽然在军统任职，但对国民党的腐败和残暴早已不满，而且早年朱家曾有恩于他。

杨夷甫在成都少城公园的茶馆里秘密会见了徐季达，向他说明了朱君友的情况。

徐季达犹豫再三，最终答应帮忙，但提出需要 10 根金条作为打点费用。杨汇川和杨夷甫立刻变卖了家中的首饰、房产和部分绸缎庄的股份，凑齐了 10 根金条。

1949 年 12 月 6 日深夜，徐季达按照约定，带领两名心腹特务以 “提审” 为名进入将军衙门看守所，将朱君友带出监狱。

穿过阴冷潮湿的走廊，朱君友在监狱门口见到了等候已久的杨夷甫。

几人迅速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汽车，趁夜色绕开特务哨卡，将朱君友转移到成都中和场乡下的亲友家中隐蔽。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没有惊动任何值守特务。

第二天深夜，朱君友从乡下亲友的收音机里得知，特务将看守所内剩余的 35 名革命志士强行押上刑车，运到通惠门外十二桥边的防空壕内残忍杀害。

朱君友悲痛难抑，他是那份 36 人死囚名单中唯一成功脱险的幸存者。

隐蔽在乡下期间，朱君友没有因恐惧而停止工作，他继续联络分散的地下同志，收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信息，配合组织开展迎接成都解放的准备工作。

1949 年 12 月 27 日，成都正式解放。朱君友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准备回到城区。他看着手中那张写满烈士名字的名单，心里清楚，自己活下来的使命，才刚刚开始。
本文内容来源：
《成都市志・民主党派志》
《十二桥惨案史料集》
朱君友回忆录《我的革命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