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解放军剿匪部队搜至一处尼姑庵，经初步排查未发现土匪踪迹，一名战士向排长低声报告，庵内有位出家人举止存在异常，现场气氛随即变得凝重。

带队排长没有声张，示意战士们保持原有队形，慢慢向庵外撤离。

带队排长心里清楚，这次追踪的目标是浙东头号匪首刘子良，此人狡猾至极，之前多次从解放军的包围圈中逃脱，手上沾满了百姓和革命干部的鲜血。

1949 年 5 月宁波解放后，原国民党宁波警察队支队长刘子良不肯投降，纠集百余名残兵逃入四明山，自封 “四明山支队司令”。

刘子良在四明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重威胁新生政权和群众安全。

1949 年 7 月 12 日，余姚县梁弄区征粮队队长王建华带领 126 名队员进驻梁弄镇，开展征粮工作，支援南下大军作战。

刘子良认为征粮切断了匪帮的粮末来源，公开扬言 “谁敢进梁弄征粮，就杀谁全家”。

7 月 15 日凌晨 3 点，刘子良带领 150 余名土匪，携带 3 挺轻机枪、20 余支步枪，从三个方向包围征粮队驻地梁弄镇祠堂。土匪先用机枪封锁祠堂大门，然后投掷手榴弹冲进院子。

征粮队员在王建华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但大部分队员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只有 12 名武装人员，寡不敌众。

战斗持续两个小时，122 名征粮队员当场牺牲，4 名受伤被俘的队员被土匪拖到镇外乱枪打死。土匪抢走了 3 万余斤粮食和所有物资，临走前还放火烧毁了 10 余间民房。

梁弄惨案震惊了浙江全省，浙江军区立即调整剿匪部署，于 1949 年 7 月 20 日成立浙东剿匪指挥部，由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兼任总指挥，增派两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营进驻四明山区，将四明山区列为全省头号剿匪重点区域。

同时，浙江军区发布通缉令，悬赏 5000 元捉拿匪首刘子良。

1949 年 9 月，解放军的大规模清剿让刘子良匪帮陷入绝境，粮食和弹甲消耗殆尽，只能靠抢掠少量村庄维持生存。刘子良深知无法与解放军正面对抗，于是想出假投降的诡计。

1949 年 9 月 12 日，刘子良带领 23 名残匪，携带 18 支步枪、2 挺轻机枪，到余姚县解放军第 35 军 104 师 312 团驻地投降。

刘子良伪装成悔过自新的样子，主动交代了部分匪帮的活动情况，还交出了一份伪造的匪帮名单。

部分解放军干部被刘子良的伪装蒙蔽，将他安排在余姚县城的俘虏改造营接受教育，还任命他为临时班长，负责管理其他投降土匪。

1949 年 10 月 15 日深夜，刘子良趁看守战士熟睡之机，带领 17 名亲信土匪，用事先准备好的匕首杀害了 3 名看守战士，抢走 5 支步枪、1000 余发子弹和部分粮食，逃出俘虏改造营，重新逃回四明山。

多行不义必自毙。刘子良的嚣张并没有持续太久，1950 年春，剿匪部队得到群众情报，围攻刘子良藏身的一处山寨。

虽然刘子良趁乱逃脱，但战士们在山寨里发现了一个胭脂盒，里面藏着一张女学生照片，背面写着 “慈城莲华庵”。

莲华庵位于三条山道交会处，地形隐蔽，平时很少有人来往，正是刘子良理想的藏身之地。

带队排长带领战士们撤离到庵外几百米的树林里，稍作部署后，突然折返庵堂进行第二次搜查。

战士们很快发现了多处破绽，功德箱积满厚尘，说明长期无人上香；经书下压着女子绣花样式，与清修环境格格不入；禅房里有淡淡的酒味，地上散落着女子衣物，桌上还摆着吃剩的荤腥菜肴。

一名战士发现墙上的观音画像粘贴异常，墙体厚度也明显不对。带队排长下令揭下画像，后面果然露出一个暗门。

战士们冲进暗室，发现刘子良正蜷缩在米缸后面，衣衫沾满草屑，手里的手枪还没来得及上膛。

旁边站着两名女子，一名是被刘子良强抢来的寡妇陈桂英，被逼剃发换上僧袍，白天装作诵经掩人耳目；另一名是被刘子良骗来的女学生林秀珍。

刘子良被当场抓获，随后被押往余姚县城。随着刘子良的落网，四明山区的残余匪帮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混乱。

剿匪部队根据刘子良的口供，分多路对残余匪帮展开突袭，四明山区多年的匪患即将迎来彻底终结。
文章内容来源与出处：
《浙江剿匪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浙江省公安厅档案馆藏《浙东剿匪档案・梁弄惨案卷宗》（编号浙公剿字第 117 号）
《四明山革命斗争史》（宁波出版社 200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