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十几名衣衫不整的中国女人、被日本兵粗暴地按在冰冷的板凳上，绑住手脚之后，拿出针管扎在女人们的身上，脸上露出毛骨悚然的奸笑。

这些针管里装的，是代号为 “606” 的含砷化合物。这种药物本是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历经 605 次失败后研制出的梅毒治疗药，原本的使命是治病救人。

但在侵华日军手中，它却变成了摧残女性的工具。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慰安所数量激增，梅毒、淋病等性病在日军内部大规模蔓延。

1938 年日本陆军省军医部的秘密报告显示，华北日军中因性病丧失战斗力的士兵比例高达 15%，部分前线部队甚至超过 20%。

日军高层没有选择整顿军纪，反而将被强征的慰安妇视为传播性病的源头。

1938 年 3 月，时任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向日本陆军省提交报告，建议在所有慰安所推行 606 强制注射制度。日本陆军省很快批准了这一报告。

为了满足大规模注射的需求，日军在中国建立了秘密的 606 生产网络。

1939 年 5 月，日军在长春满洲医科大学附属药厂设立专门的 606 生产车间，由陆军军医大佐佐藤清一负责，每月产量约 10 万支，供应东北和华北地区。

1940 年 2 月，日军又在南京荣字第 1644 部队建立第二个生产基地，每月产量约 8 万支，供应华东和华中地区。

当时青霉素已经成功应用于临床，治疗梅毒的效果远优于 606 且几乎无毒副作用，但日本无法实现大规模生产，便宁愿使用毒性极强的 606。

1945 年日本战败后，部分参与 606 注射罪行的战犯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 年移交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 年，中国司法机关对这些战犯进行全面审讯。

战犯稻叶绩在 1954 年 11 月 17 日写下 12 页笔供，供述了 1945 年 3 月在山西繁峙县亲眼目睹的罪行：一名 16 岁的女孩注射 606 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军医不仅不治疗，反而用军靴踢她的肚子，女孩第二天就死了，尸体被扔到城外乱葬岗。

战犯佐藤贤二也承认，他在武汉、长沙等地的慰安所亲手给超过 300 名慰安妇注射过 606，上级命令不管年龄和身体状况，每周必须注射一次，拒绝者会被殴打甚至枪毙。

中国司法机关还收集到了 606 药品配发清单、慰安所体检记录等物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1993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任命斯里兰卡法律专家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为特别报告员，对日军慰安妇问题进行独立调查。

库马拉斯瓦米走访了 11 个国家，采访了超过 200 名幸存者。中国幸存者金顺姬向她讲述了自己 1941 年被强征到哈尔滨慰安所后，每周被强制注射 606 的经历，注射后胳膊肿得像馒头，肚子里像火烧，后来再也不能生育。

乔治・奥威尔曾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1996 年 4 月 1 日，库马拉斯瓦米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交报告，明确指出日军强制慰安妇注射 606 属于反人类罪，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和赔偿。

但日本政府不仅拒绝接受报告，反而声称 606 注射是当时的医疗行为，并非虐待。

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大肆宣扬 606 注射是为了保护慰安妇的健康，污蔑幸存者撒谎。部分日本教科书甚至将 “强征慰安妇” 改成 “募集慰安妇”，试图抹杀这段历史。

那些注射进身体的含砷药剂，给幸存者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伤痛。

她们不仅要与病痛抗争，还要与试图抹杀记忆的势力抗争。直到今天，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就这一罪行进行正式道歉和赔偿，没有人知道这场漫长的正义之路还要走多久。

本文内容来源：
《“慰安妇”—— 日军性奴隶档案选》第六集（国家档案局 2015 年发布）
《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档案汇编》（中央档案馆 2005 年版）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1996 年 4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