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北大一位教授留下一张字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就在人们以为他病好后就会回来上班，岂料第二天一大早，这位教授就抱着 4 岁的女儿，带着美籍华人妻子，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这位教授就是 34 岁的遗传学家李景均。李景均离开北大前，已经为中国的农业遗传学事业付出了近十年的心血。

1940 年，李景均拿到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放弃美国的科研条件，和新婚妻子克拉拉・冯乘坐最后一班横渡太平洋的客轮回到中国。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全部沦陷，李景均只能前往后方的广西大学农学院任教。

广西大学没有专门的遗传学实验室，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李景均就带领学生在学校的试验田里种植数十个水稻品种，仔细记录每个品种的生长特性和遗传规律，先后发表多篇关于水稻遗传的学术论文，填补了中国水稻遗传学研究的空白。

1943 年，日军进攻广西，广西大学被迫迁往贵州。李景均转往成都的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和李先闻、戴松恩等遗传学家合作，开展小麦和玉米的遗传改良研究。

李景均和同事们从全国各地收集数百个小麦品种进行杂交试验，培育出多个抗倒伏、抗病虫的优良小麦品种，在西南地区推广种植，提高了当地的粮食产量，为抗战时期的粮食供应提供了支持。

1945 年抗战胜利后，金陵大学迁回南京。1946 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亲自邀请李景均北上，担任北大农学院农艺系主任。

李景均成为北大农学院最年轻的系主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群体遗传学实验室，开设了三门核心专业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群体遗传学专业人才。

1948 年，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召开，李森科宣布经典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

这一事件很快传到中国，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要求全国高校停止讲授经典遗传学，全面推行李森科主义。

北大农学院成为批判经典遗传学的重点单位，李景均作为中国经典遗传学的代表人物，成为首要批判对象。

1949 年 12 月，北大农学院召开批判李景均的大会，会上有人要求李景均公开检讨，放弃经典遗传理论。

李景均拒绝了这一要求，李景均表示科学没有阶级性，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理论是经过无数实验验证的科学真理，不能因为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就被否定。

伽利略曾说：“科学的真理不应该在古代圣人的蒙着灰尘的书上去找，而应该在实验中和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中去找。”

李景均的发言引发了更大的批判浪潮。1950 年 1 月，李景均的三门核心课程全部被勒令停课，李景均的实验室被查封，研究资料被没收。

李景均的妻子克拉拉・冯也受到牵连，被怀疑有复杂海外关系，受到公安机关的审查。

此时李景均的母亲在上海病重，李景均向学校请假前往上海探望母亲，学校以需要接受批判改造为由拒绝了李景均的请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李景均下定决心离开中国。

1950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李景均敲开邻居林传光教授的家门，向林传光说明自己的计划。

林传光极力劝阻李景均，林传光说离开中国就很难再回来，但李景均心意已决。

第二天一早，李景均抱着 4 岁的女儿，带着妻子克拉拉・冯登上前往前门火车站的三轮车。

李景均给学校留下那张请假字条，家里的米缸被加得满满的，所有家具和书籍都原封不动，让人以为李景均只是短期外出。三天后，学校才发现李景均已经离开北平。

李景均一家三口经上海转往广州，1950 年 3 月 12 日步行走过罗湖桥进入香港。李景均没有合法的出境证件，无法获得任何国家的签证。

台湾大学向李景均发来聘书，李景均婉言谢绝了台湾大学的邀请。李景均困守香港 14 个月，生活十分艰难。

1951 年初，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读到李景均的求助信，赫尔曼・穆勒立即在学术期刊上推荐李景均的著作，向匹兹堡大学强力举荐李景均，还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提供经济担保。

1951 年 3 月，赫尔曼・穆勒绕道香港，当面为李景均奔走，李景均的签证终于获批。

李景均带着妻子和女儿登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望着渐渐远去的香港海岸线，李景均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会走向何方，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祖国。

部份赶来码头送行的香港学者，也为李景均的命运感到唏嘘。
本文内容来源：
《李景均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中国遗传学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年版）
《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