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台湾老兵柳卓寿以旅游为借口，从台湾前往美国、日本等国，最终回到了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山东青岛赵哥庄。

1983年，柳卓寿站在赵哥庄村口，脚下是三十四年前的土路，眼前是认不出的砖房。
 
他从台湾飞到美国，又转到日本，再辗转香港——把“旅游”的借口扯成一万公里的弧线，才走到这片土地，这一年他五十六岁，头发半白。
 
1949年，柳卓寿二十二岁，在青岛一家被服厂当缝纫工，家里有媳妇，膝下有儿子。
 
那天他去姐姐家走亲戚，半路被几个兵拦下，卡车开动前他喊了一句“让我回家说一声”，没人搭理。
 
那是国民党第十一绥靖区撤退前最后的疯狂——仅青岛周边就被强征青壮年三万余。船离港时，壮丁们被捆住手脚串成一串。
 
有人跳海想逃，抓回来就当众枪毙，柳卓寿后来跟人提起，只说了一句：“我连头都没敢回。”
 
到了台湾，当了几年兵，六十年代初退役，在高雄一家成衣厂踩缝纫机，在家乡被服厂踩，在台湾成衣厂踩，一样的活计，隔着两千公里的海水，他没去修中横公路，没成为长春祠里那些灵位中的一个，可心里那个窟窿，每年春天最深。
 
1987年，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印制了三十万份传单，标题只有八个字：我们已沉默四十年。
 
那年母亲节，老兵们穿着印有“想家”字样的白衣，在台北街头唱《母亲你在何方》，唱到“母亲”二字便泣不成声。
 
同年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受理赴大陆探亲登记，原定早晨九点开门，凌晨就排起长龙，第一天登记一千三百余人。
 
柳卓寿是那年最早回去的人之一，其实四年前他就偷偷回来过，那趟回来，母亲已经认不出他。
 
他跪在床边给母亲剥了一颗糖，母亲攥着糖纸，想了很久，开口问了一句：“寿儿啥时候回来？”声音又轻又糊涂。柳卓寿就坐在她面前。
 
他跟人说到这里，顿了很久，换个话头，他没法往下说，他只是剥了一颗糖，而母亲不知道那是谁的手。
 
开放之后，柳卓寿每年都往赵哥庄跑，大陆的儿子见面叫他爸，语气里总带着一层客气——那股客气，比陌生更磨人。
 
台湾的子女也孝顺，但那根弦终究连不上，他这辈子活成了两半，一半留在老屋里出不来，一半在成衣厂里回不去，中间隔着一道窄窄的海峡，哪边都不是完整的家。
 
晚年腿脚不好，两年才回去一趟，每次先去父母坟上磕头，再进老屋待一会儿，老屋翻新了，土坯墙换成砖，木头门换成铁皮门，可他总觉得，当年那个才是家。
 
母亲问他“寿儿啥时候回来”那晚，母亲不知道儿子就在面前，儿子呢，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究竟算回来了，还是永远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