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毛主席当年的上山下乡政策是正确的，几十年后，我们意识到毛主席的正确和伟大。


1981年底，浙江省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下乡知青，已经在城乡两头得到了安置。
纸面上的一句话，落到人身上，却是十几年折腾后的一个句号。有人回城进厂，有人重新找工作，有人替孩子办入学手续，也有人对着一张工龄认定表反复核对。

那几年留下的账，终于开始一笔一笔清了。
也正因为走到了这一步，再回头看毛主席当年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才意识到毛主席的伟大。
浙江的这股潮水，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有苗头。

城里青年多了，就业口子却没跟着敞开；农村缺文化人，边远地区也需要年轻力量。
把一部分城镇青年引到基层，不是凭空起意，而是对现实压力的回应。到了后来，特殊年代把这条路一下子推宽。1966届、1967届、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被叫作“老三届”；1969届、1970届、1971届初中毕业生，又被称作“新三届”。
一批接一批青年，从课堂、街巷、单位家属院里走出来，去黑龙江，去内蒙古，去宁夏，也去浙江本省的乡村。

真正让浙江人记住这一幕的，是1968年冬天的杭州火车站。
车厢挤得满满当当，月台上有人踮脚张望，有人把棉帽压得很低。那不是普通送行，像一座城市把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交给了远处尚未见过的黑土地。从那天起，到1969年春，杭州站几乎天天有知青专列发出，汽笛声一阵接一阵，听久了，连站台都像被震得发麻。
人被送出去，总得有落脚处。

浙江知青的安置，大体走过三条路。有人插队，杭州近千名青年分赴衢县上宇、宁海长街和宁夏永宁县；有人进入农场、兵团；还有一部分被编入集体场队。
1964年至1973年，全省农场、兵团安置下乡知青6.22万人，省外占3.95万人。黑龙江兵团15610人，黑龙江农场9544人，吉林农场298人，内蒙古兵团9115人，新疆兵团4884人。省内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也吸纳了2.27万人。数字很冷，冷得像档案柜上的铁皮；可每一个数后面，都是一户人家突然空下来的床铺，一封写了又改的家书，一张车票攥到发皱的手。
有些判断，隔着几十年看，会比身处其中时更清楚。
毛主席提出让青年到农村去，并不只是把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更像是试图让城市与乡村重新接上气。

那个年代，国家工业基础薄，城乡落差大，许多县乡连最基本的文化与技术人才都捉襟见肘。
把青年放到基层，既有安置就业的盘算，也有改造社会结构的用意。它不是一时兴起的热闹话，而是那个阶段国家处理人口、教育、建设几股压力时，拿出的一种大动作。
站在当时看，这并不是轻飘飘的选择，而是带着强烈现实压迫感的决断。

毛主席当年的判断，放进当时的格局里看，是有现实锋芒的。
城市就业紧，农村发展慢，边疆建设缺人，青年若都堵在城里，问题只会一层压一层。上山下乡让大批受过基础教育的年轻人沉到土地上，农村因此多了识字的人、会算账的人、愿意琢磨新办法的人。有些地方的夜校、代课教学、生产记工、农技推广，都能看到知青的影子。
青年自己也不是白走一趟，挑水、插秧、割麦、过冬，样样都是真刀真枪。
书本里的中国，和泥地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很多人后来回望那段岁月，嘴上不爱说软话，心里却知道，那几年把筋骨磨硬了。

可把这段历史说成一片明亮，也说不通。
许多青年离开学校时，正处在最该读书、最能吸收知识的年纪。课堂断了，升学停了，人生的第一道台阶被抽走，后来再补，终究不是原样。农村生活也不专挑能吃苦的人来磨，吃不惯、病不起、干活受伤、婚姻受阻，这些都是真的。

生活、生产、婚姻方面的难处，并不是几句豪言壮语能够盖过去的，有些人甚至遭遇了不幸。
政策的初衷可以理解，执行中的代价也不能往轻处说。只讲贡献，不讲创口，历史就瘸了腿。
1973年10月，浙江出台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安置办法开始换挡。各地被要求创办以知青为主体、贫下中农为骨干的新建队和新建农场。

此后，浙江不再继续把知青送往省外农场、兵团或农村插队，省内安置也渐渐转向厂社挂钩、集体承接、城乡配合。这个变化很耐人寻味。事情推到一定程度，哪里顺手，哪里硌手，决策层都会感到。政策不是钉死在墙上的木牌，遇到现实拧劲，就得调整角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浙江按照国务院精神继续处理这件事。
动员范围缩小，已经下乡的青年则要稳稳安置。

1980年以后，全省停止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返城和就业怎么安排，插队知青的工龄怎么算，知青身份如何承认，子女回城上学怎么办，都被拉到桌面上逐项解决。

年轻时背着铺盖卷出发的人，到了这时，很多已不是当年的稚嫩模样。
有人拖着行李再回城市，有人站在车站外迟迟不走，像是把两段人生都揣在胸口，哪一段都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