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年轻女子“女扮男装”要逃出南京。突然，鬼子兵对她“摸裆”检查，得知她是女人，鬼子兵兴奋地将她拖到了墙根处！

张根英绝望地盯着墙根砖缝里干枯的青苔，听着衣服被撕裂的声音。张根英原本在南京城破后躲在地窖三天，断水断粮才抹上锅灰、剪短头发混入出城的难民队伍。

张根英手指死死抠进冻土，指甲全翻了过来。日本兵发泄完兽欲，把张根英扔进城南一座原本属于绸缎庄老板的大宅院。

这座大宅院正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强力推行设立的官方场所。当年十二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数万起强奸案，导致日军内部传染病迅速蔓延。

冈村宁次为了掩盖日军的暴行，下令在南京强征民居建立慰安所。最臭名昭著的便是利济巷慰安所，日军将利济巷建筑分为接待士兵的东云慰安所和接待军官的故乡楼。

日军不仅在街头强抓张根英这样的中国良家妇女，还从多地诱骗年轻女性充当性奴隶。张根英在大宅院里饱受折磨，白天黑夜的界限完全消失，房间门不断被推开。

妇女们被剥夺所有人身自由，关押在狭小阴暗的房间内，每天被迫遭受数十名日本兵蹂躏。朝鲜籍受害者朴永心曾被囚禁在利济巷十九号房间长达三年，这段黑暗记忆成为日军系统性性暴力制度的官方铁证。

二零零三年，朴永心在中日韩学者陪同下重返南京，凭借深刻记忆准确指认了这处魔窟，使利济巷成为唯一一处经过在世幸存者亲自指认的慰安所旧址。

并非所有留在南京的中国妇女都像张根英这般孤立无援。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当时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魏特琳主动把校园改成专门收留中国妇女儿童的难民营。

十二月十三日沦陷后，原本只能容纳三千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峰时挤进了一万多名躲避屠杀的中国妇女。

日本兵每天翻墙或者冲击校门，五十一岁的魏特琳手里没有任何武器，魏特琳仅仅拿着一面美国国旗和戴着红十字臂章，整天守在校门口。

面对端着刺刀的日本兵，魏特琳厉声呵退这些暴徒。遇到日本兵冲进校园抓人，魏特琳四处奔跑呼救，甚至和日本军官发生肢体冲突，把中国女孩从日本兵手里硬夺回来。

魏特琳在十二月十六日的日记里写下，南京这座悲残的城市里已经找不到没发生犯罪的房屋。

魏特琳四处奔走，不仅提供庇护，还组织难民自救，在校园内设立粥厂和临时医疗点，拯救了上万名中国妇女免遭日军毒手，被南京难民流泪感激地称为活菩萨。

大宅院里的张根英被折磨了一个多月，张根英发起高烧，身体烫得像炭，再也起不来。

日本兵觉得张根英没了用处，直接把张根英扔上板车拉到城外的乱葬岗，丢在死人堆里。

一对寻找儿子尸首的老夫妻摸到了还有一口气的张根英，老夫妻把张根英拉回草棚，靠着灌米汤和敷草药，老太太夜里抱着张根英睡，终于把张根英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战争结束后，作恶多端的日本战犯迎来了正义审判。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石美瑜担任审判长。当年率先攻入南京中华门并在城南区域大肆烧杀抢掠的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被引渡回中国受审。

为了将谷寿夫定罪，主检察官陈光虞等人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大规模调查取证工作。主检察官查阅了大量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记录，收集了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马吉牧师等国际友人的证词。

法庭当众出示了日本兵在街头公然侮辱中国妇女的照片，以及被摧残致死后惨遭剖腹的妇女尸检报告。面对血淋淋的铁证，谷寿夫最初还百般狡辩，最终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法庭下达长达数万字的判决书，判定谷寿夫纵容部下强迫中国妇女充当牲畜般圈禁蹂躏，犯下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判处谷寿夫死刑。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枪决，南京市民万人空巷围观恶魔首级落地。

作恶者虽已伏法，受害者心里的创伤却难以抹平。张根英的丈夫找来草棚时，张根英别过脸让丈夫离开，认为自己脏了。

丈夫蹲下把手放在张根英膝盖上，两人最终回家领养了几个孩子过日子。张根英再也不愿多说话，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黄军装的画面，张根英就会浑身发抖喊冷。

夏天的夜里，张根英坐在院子里摸着当年抠墙缝留下旧疤的手指，那些伤口早愈合了，可张根英总觉得冬天还没过去。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我是否配得上我所受的苦难。”张根英和无数受害妇女承受的苦难，见证了战争的极致残酷。

一九四一年的五月，倾尽全力拯救上万名中国妇女的魏特琳，也因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常在梦中听到呼救声，最终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公寓里打开煤气自杀。

南京大屠杀留下的伤痛，深深刻在每一个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灵魂深处。
来源：
《南京大屠杀档案》
《魏特琳日记》
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谷寿夫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