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北京城风雨飘摇，37岁的载涛，一夜之间就被割断了皇家所有的俸禄和补贴。
当时的载涛，家里上下几十口子人要张嘴吃饭。以前有内务府拨钱，有优待费供着，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讲究”。载涛这人，在皇亲里算是很有才华的一位。他爱马，懂马，马术精湛；他爱戏，京剧武生唱得比专业演员还好，人称“武德先生”。
可再高的才华，在肚子饥饿面前也显得苍白。当皇室补贴消失后，载涛面临的是最现实的生存危机。他得养活他的福晋们，得养活那一大家子还没长大的孩子。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帮遗老遗少家里肯定存了不少宝贝。确实，载涛家里也有。但在那个军阀混战、物价飞涨的乱世，坐吃山空是极其恐怖的事情。为了维持开支，载涛开始变卖家产。
首先是地。那些原本属于他的田产，在乱局中要么被当地势力侵占，要么就是收不上租子。接着是房子。他在北京那处气派的贝勒府，最后也不得不卖掉来偿还债务和维持生活。
这大概是很多晚清贵族共同的悲剧：他们懂品鉴，懂艺术，唯独不懂怎么赚钱。可载涛和别人不一样，他身上有股子韧劲儿，不端架着，不自怨自艾。
到了三十年代，载涛的生活已经窘迫到了一定程度。为了活下去，这位曾经的军谘大臣，干了一件让当年很多皇室宗亲觉得“丢脸”的事——去地摊儿上卖破烂。
他在德胜门外的“鬼市”摆过摊。那地方，天不亮就开始，天一亮就散。载涛裹着一身旧棉袍，低着头，把自己家里那些旧衣服、小物件摆在地上，希望能换几个买粮食的铜板。
这时候的他，不再是那个在紫禁城里前呼后拥的爷。他在寒风中缩着脖子，和那些社会底层的苦力、小贩站在一起。有人认出他来，在背后指指点点：“哟，那不是涛贝勒吗？”
载涛听见了，也不生气，也不争辩。他心里透亮：凭本事换口饭吃，不丢人。 这种心态，在当时的满清遗老中实属罕见。多少人宁可饿死，或者去给日本人当走狗，也要守着那点虚无缥缈的“王爷架子”。载涛这种接地气的生存方式，反而成了他脊梁骨最硬的体现。
这时候咱们得说一句，这种“接地气”其实是一种高级的通透。他看清了时代的潮水已经改道，既然大船沉了，那就下水游泳，别在那儿干等着别人来救，或者妄想能复辟回去。
1924年后，日子虽然苦，但真正考验载涛的，不是肚子，而是底线。
溥仪去了东北，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在那之后，日本人开始疯狂挖掘这些清朝遗老的“剩余价值”。他们觉得载涛身份特殊，既是皇叔，又有过留德学习军事的背景，在旧军队里还有影响力，所以一直想拉他下水。
当时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找过载涛。对方开出的条件非常诱人：高官厚禄，大笔的津贴，只要他愿意去东北，或者在北京帮日本人办事，立刻就能恢复当年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
载涛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老了，没用了，只想在北京的小院里等死。”
日本人不甘心，软磨硬泡，甚至威胁。载涛却始终油盐不进。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就是饿死，也绝不出卖祖宗，绝不做汉奸。”
这种时候，咱们就能看出什么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它不是在于你喝多贵的茶、骑多贵的马，而是在于在大是大非面前，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载涛这种风骨，让当时的北平百姓都伸大拇指。他在最穷的时候，都没去东北投奔自己的亲侄子溥仪。在他看来，那不是回家，那是卖国。他宁可在地摊儿上卖破烂，换几个窝窝头，也不愿去伪满洲国拿那份带着血腥味的“优待金”。
1949年后。这时候的载涛，已经是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了。
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关口，载涛并没有像某些人预想的那样被时代抛弃。相反，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二春。
1950年，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特别是军队建设，对马匹的需求量非常大。这时候，周总理和毛主席想到了载涛。他可是个真正的“马博士”啊，年轻时在法国索米尔马术学校留学，对改良马种、马政建设了如指掌。
当聘书送到他那个普通的小院子时，载涛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从“涛贝勒”变成了“载顾问”。这份工作，不再是祖上荫庇，也不是日本人的施舍，而是国家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
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去鬼市摆摊了，而是穿上崭新的军服，带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地撰写《马政建议书》。他亲自去边疆看马场，指导改良军马。那些年，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把自己的半生所学全都献给了新中国的马业。
1970年，载涛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他见过最极致的繁华，也受过最刺骨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