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年底，江西龙冈的硝烟还没散干净，一个刚被缴了械的国民党中尉报务员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不走了，他要留在这支连一台完整电台都没有的队伍里。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吴人鉴，那年头他还只是个21岁的国民党中尉报务员。他做了一个当时谁都看不懂的决定——坚决留在连饭都吃不饱的红军队伍里。
龙冈那一仗，红军打得叫一个漂亮，直接把国民党第十八师给一锅端了，连师长张辉瓒都成了阶下囚。满地的战利品堆成山，但有一件东西最让长官们发愁。一台缴获的军用电台，战士们没见过这铁玩意，出于好奇一顿乱摆弄，发报机当场报废，就剩个能听个响的收报机，充其量只能算“半部电台”。
跟着这半部电台一起被俘的，还有十来个国民党的无线电技术员。红军规矩大，来去自由，愿意走的发足路费。当时红军条件苦到了极点，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觉得留在这儿没前途，拿着大洋高高兴兴回家了，唯独吴人鉴死活要留下。
吴人鉴是江苏武进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的高材生，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在国民党部队里，他早就待够了。
到了红军这边，他眼前一亮。战士们穿得破破烂烂，可当官的和当兵的一个锅里搅马勺，睡一样的地铺，没人打骂谁，连个十几岁的小红军都能眼神亮晶晶地跟他聊理想。这种绝对的平等和纯粹，把这个热血青年彻底打动了。正好，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郭化若也是黄埔出来的老大哥，一眼就在俘虏堆里认出了这个学弟，赶紧当成了宝贝疙瘩往上报。
1931年年初，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的一间祠堂里，毛主席和朱老总亲自接见了吴人鉴等几个愿意留下的技术人员。毛主席的话很实在，就是期盼他们把这身真本事用到工农大众身上。朱老总更是给他交了实底，说白军现在有的好东西，咱们红军将来全都会有。就这么几句坦荡掏心窝子的话，让吴人鉴彻底交了心。他下定决心，要给这支队伍当“千里眼”和“顺风耳”。
王诤上岗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当“新闻编辑”。王诤守着那半部只能收报的机器，天天耐着性子调频，把中央社的新闻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整理好送给首长看。毛主席拿到这手抄本，高兴得直拍大腿，称赞这简直就是无纸的报纸。
王诤真正的杀手锏，在于他能听懂敌人在密谋什么。就在同一年春天，蒋介石派了二十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被挤压在一个狭窄地带，毛主席和朱老总苦等了二十多天，愣是没找到战机。就在这节骨眼上，王诤截获了一份绝密电报。国民党将领王金钰向何应钦大吐苦水，说自己手下水土不服、大批人开小差，想往富川方向撤。
毛主席当机立断，大军直扑过去，首战告捷，随后十五天里横扫数百里，彻底把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给粉碎了。庆功会上，毛主席特意把王诤请上主席台，告诉全军，这就是咱们的制胜法宝。
一个人单打独斗终究有限，能带出一支队伍才是真帅才。王诤立马打报告，要在连字都不认识几个的战士里，办一所“高科技”的无线电学校。没教材，王诤自己连夜编；没发报设备，他就带着大家伙去搜罗破铜烂铁。木块、铁皮做成电键，废铜线绕成线圈，硬生生凑出了教学工具。教的全是一帮握惯了锄头的泥腿子兄弟，从认字开始，一点点啃下电波频率和摩尔斯电码。仅仅四个月，红军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无线电通信人才毕业了。到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中央苏区不仅有了六部完整的电台，还和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接上了头。
到了长征，这支队伍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行军路上的王诤，手里捏着全军的命脉。粮食极度匮乏时，彭老总心疼他，特意让人送了两公斤炒面粉和一公斤炒大豆。
湘江战役打得最惨烈的时候，王诤为了掩护战友受了重伤，昏迷不醒。战士们死活不肯丢下他，硬是砍树绑门板，做成木排推着他过江。为了救他，七个年轻的战士永远留在了冰冷的江水里。王诤醒来后得知此事，这个见惯了生死的硬汉哭得泣不成声。后来过云南的时候，王诤发高烧走散了，周总理急得直接下令，必须沿原路找回来。
打解放战争时，三大战役期间的西柏坡，土屋里的灯光彻夜长明。一张庞大的无线电网覆盖了全中国，把成百上千份作战指令精准无误地传给各大野战军。这张网的总调度，正是王诤。
1955年全军授衔，王诤穿上了将官礼服，肩膀上扛起了中将金星。他胸口挂着三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六十年代，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频繁侵入我国领空，仗着先进的电子干扰技术欺负人。王诤脾气上来了，带着全国顶尖专家死磕反侦察技术。最后硬是摸索出了新战术，一连打下五架U-2侦察机，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彻底打没。
身居高位，王诤却依然过得像个普通的老兵。组织分的大房子他坚决推辞，去挤普通的筒子楼；专车办完公事就停着，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直到1977年，他查出癌症晚期，依然强忍病痛赶到武汉去指挥全军首次电子对抗演习。1978年，这位为中国通信事业燃烧了一辈子的硬汉在北京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