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人民英雄纪念碑进入施工关键期。林徽因提出碑文应以楷体书写，以示庄重，但由谁执笔成了难题。北京市长彭真提议：“周总理的字苍劲雄伟，有如颜碑，风格端庄凝重，可以请他来写。”
 
1955年秋天，天安门广场的工地上，一块巨大的花岗岩碑心石静静矗立着，正面毛主席的草书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已经刻好，但背面那150个字的空白，却让整个设计团队陷入了僵局。
 
这150个字，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碑文，浓缩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年抗争史，字字千钧，刻在石头上就是刻进历史，可问题来了，谁来写，林徽因躺在病床上，肺病已经到了晚期，身体虚弱得不行。
 
但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异常坚决：背面碑文，必须用楷书，她的逻辑很清晰：正面的草书是艺术，是气魄，是当下的震撼，背面的碑文是历史，是交代，必须让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的老百姓都能看得懂、读得清。
 
楷书定了，可谁来执笔，设计团队翻遍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名家字帖，把一幅幅作品挂在墙上反复对比，有的字飘逸有余，却少了份千钧之重，有的风格独特，又和纪念碑的肃穆气质格格不入。
 
僵局最终被北京市长彭真打破，他走进会议室，看着墙上那些被否决的作品，几乎没有犹豫地说：“周总理的字刚劲有力，端庄凝重，很有颜体风骨，不如请总理来写”，这话一出，梁思成和林徽因恍然大悟。
 
周恩来年轻时苦练颜真卿楷书，笔法雄浑刚劲，结构周正，更重要的是，这段碑文是毛主席起草的，由周恩来来写，两位领袖的笔墨在石碑上交汇，意义完全不同，彭真还特意强调了一句：“这不是书法比赛”。
 
建议很快传到了中南海，让人意外的是，周恩来没有丝毫推辞，立刻答应下来，但他心里清楚这150个字的分量。
 
1955年8月，毛主席约他在北戴河谈工作，特意让他多休息几天，就是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周恩来开启了一场为期两周的练字，从9月初开始，周恩来彻底改变了作息，每天上午9点，他准时铺开宣纸，磨好墨，开始练习。
 
他不是简单地抄写，而是一个字一个字推敲，比如“牺牲”的“牺”字，繁体写法特别复杂，秘书曾建议用简体字，周恩来却摆摆手：“书法是艺术，不必受简繁限制”，为了检验效果，他还让人把手稿放大到纪念碑的实际尺寸，铺在地上反复对比。
 
有时候觉得“为”字的钩不够有力，有时候觉得“奋斗”两个字结构太松，他就推倒重来，前前后后，周恩来写了一百多遍，直到9月中旬，他才从这一百多幅作品中，挑出最满意的两幅。
 
他没有让工作人员转交，而是亲自把折得整整齐齐的手稿带到了工地，找到负责雕刻的刘开渠，他像个交作业的学生，诚恳地问：“我躲到北戴河练了一个星期，你看行不行，如果不行，我再重写”。
 
刘开渠展开手稿，只见字迹工整有力，连连称赞，但把巴掌大的墨迹完美地放大到坚硬的花岗岩上，在1950年代是个巨大的挑战，工匠们用幻灯机投影，可光影模糊，边缘虚幻，根本没法描摹。
 
重任落在了书法家魏长青肩上，他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手拿原稿，对照石面上模糊的光影，一个字一个字地勾描，这个过程枯燥且需要极大耐心，魏长青和工匠们在工地上忙活了好几个月。
 
碑心石质地坚硬，工匠们不能用凿子硬刻，只能用高压设备喷射矿砂，一点点“打”出字的轮廓，每一粒砂的冲击，都必须控制在毫厘之间，字刻好后，还要让它永久闪耀，工匠们采用了传统的镏金工艺，用掉了整整130两黄金。
 
林徽因看到周恩来的字样后，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指着纸上的字说：“你看这字，横平竖直里透着一股正气，这不就是我们要的‘颜骨‘吗，这种风格，压得住这块大碑”可惜的是，林徽因没能亲眼看到纪念碑最后落成的样子。
 
1955年4月，她在北京去世，但在她留下的最后笔记里，依然记录着对碑文书法的认可，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揭幕，人们站在碑前，正面看毛主席的题词，感受到的是革命的豪情。
 
转到背面读周总理的书写，感受到的是历史的厚重与严谨，一前一后，一草一楷，两位伟人的笔墨在这块巨石上交汇，共同守护着那些为了新中国献出生命的英魂。信息来源：国家档案局——周恩来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的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