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他给延安送去了13万两黄金的救命钱，立下大功。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职务却被一贬再贬，竟然降成了一个小小的处长。

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黎玉被宣布撤销市委秘书长等职务，降为劳动工资处处长。
此前他还担任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这个变化直接来自1948年留下的历史包袱。

1948年夏，华东局在诸城等地召开扩大会议。饶漱石主持会议，批判黎玉在山东土改中执行《五四指示》时的做法，扣上“富农路线”“山头主义”等帽子。会议通过决议，对黎玉作出错误结论。

这次批判让他的工作处境发生改变，也为后来上海的处理埋下根源。黎玉接受了组织的决定。

黎玉1938年春作为山东省委书记到延安汇报工作。当时中央财政紧张，前线缺少弹药和药品。

他在窑洞里提出利用山东胶东招远玲珑金矿资源支援中央。

返回山东后，他部署地下党员和矿工开展秘密采炼，组织护送队伍穿越封锁线。八年时间，山东军民把黄金送达延安，总量达到13万两。

这笔支援帮助中央渡过难关，也让他在山东根据地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先后担任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政府主席、华东局副书记等职，参与创建和巩固根据地，拉起几十万大军。

1948年的批判结束后，黎玉继续在岗位上工作。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市委秘书长等职，处理恢复生产和劳资关系事务。

1952年的降职让他从领导岗位转到基层处室。他每天翻阅文件，接待上访人员，记录工厂纠纷，下班后挤公交回家。

黎玉心里清楚，作为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安排，个人得失放在一边。

降职后黎玉调到中央财经委员会，后来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中层职务。

他在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的转变中做了具体工作，保持一贯作风。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他没有对过去功劳多说一句。

1984年，黎玉和林浩等人提出申诉，要求复查1948年华东局决议。

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批复山东省委，撤销当年对黎玉等的错误结论，恢复名誉。那时黎玉已经病重住院。工作人员把平反文件念给他听，他闭着眼睛微微点头。

黎玉一生从创建山东根据地，到组织黄金支援，再到服从多次工作调整，每一步都把组织需要放在首位。

“我是共产党员，组织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句话体现出他的态度。

从战场到机关，从高位到基层，他始终保持这种认识。

这样的经历留下了什么思考？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开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