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荷兰富商何仕文将渔女施娣和五个混血孩子扔在维多利亚港的码头，带着支票簿潇洒离岸。他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当年那个“赔钱货”的大儿子，后来竟成了香港开埠后的第一位华人首富，连他梦寐以求的太平山顶豪宅，都是儿子随手买来住的。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赌王”之名，并不能概述他的一生）

1873年的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个高鼻深眼的西洋男人快步踏上舷梯，头也不回地钻进船舱。

那艘载着荷兰商人何仕文的客轮缓缓驶离港口，朝着遥远的欧洲方向驶去。

岸边站着一个怀抱婴儿的中国女人，——施娣。

她身边还跟着4个衣衫单薄的孩子，最大的女孩刚满12，长子何东11岁，最小的幼儿还在襁褓之中。

何仕文临走前递过一个信封，里头是几张信用证，后来才知道那些票据在伦敦根本兑不出钱来。

那时的香港开埠才30年出头，满大街都是急着淘金的洋行大班和讨生活的苦力。

何仕文是1859年来到这里的，靠做华工中介起家，后来开了保险公司和船坞，还当过荷兰驻港领事。

他和施娣同居了14年，生了5个混血孩子，却始终没给过她名分。

在那个年月，洋人和华人女子同居不算稀奇，但一旦要回国，这些女人和孩子就像旧衣服一样被随手扔掉。

施娣是广东宝安的疍家人，祖辈都在水上讨生活，在岸上人眼里连正经户籍都没有。

何仕文大概觉得，留点钱足够打发这对母子了。

可他算漏了一件事——施娣不是那种会坐等饿死的女人。

被抛弃后的日子难熬得很，五个孩子要吃饭穿衣，最小的还在吃奶。

她咬牙扛了下来，白天在码头扛包、洗衣服、收废品，晚上就着油灯缝补衣裳。

但不管多累，她每晚都要检查孩子们的功课。

她心里清楚，这些混血孩子夹在华洋两个世界里，既不被洋人圈子接纳，也不被华人社会认可，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

1873年秋天，活牛商人郭兴贤看中了施娣。

对方是个有钱的华商，愿意纳她为妾。

施娣提了两个硬条件：五个孩子必须进中央书院读书，学费由郭家出，孩子们必须保留何姓，绝不入郭家族谱。

郭兴贤答应了，中央书院是当时香港最好的西式学堂，孙中山后来也在这儿念过书。

施娣带着孩子们住进郭家，却把自己活成了两个世界的边缘人——在郭家后院要忍受正房的排挤，在街头要面对别人对混血儿的嘲讽。

何东在学校常被同学叫作“半唐番”，洋人笑他不够纯正，华人嫌他长得太洋气。

施娣从不听这些抱怨，只盯着一件事：把书读好。

何东在中央书院的成绩一直拔尖，尤其擅长语言和算术。

1878年毕业时，他考进了广东海关，成了当时少数能进出洋行和官府的华人职员。

但这还不够，施娣又做了个让全香港侧目的决定——把长女何柏颜送进怡和洋行买办蔡昇南的府里做妾。

旁人都骂她心狠，拿女儿换前程。

可正是这层关系，为何东铺好了路。

1881年，何东辞掉海关的铁饭碗，凭着蔡昇南的担保进了怡和洋行。

他从最底层的翻译做起，每天抱着账本在洋人大班和华商之间跑腿，别人下班了他还在核对单据。

两年后就升成了买办助理，接着又当上火险公司经理。

1883年，蔡昇南退休，21岁的何东接掌了怡和洋行华人买办的位置。

就在何东的事业刚有起色时，消失十年的何仕文突然回来了。

他在伦敦听说儿子在香港发了迹，便带着律师闯到怡和洋行，声称要收回儿子的财产。

英国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在未独立前，财产归属生父。

这下把何东架在了火上，认了父亲，半辈子心血就得拱手让人，不认，洋行立刻就会开除这个“不孝子”。

施娣没慌，她从箱底翻出一张发黄的借据。

那是1859年何仕文刚来香港时，向她借的创业本金，连本带利算下来，早就超过了何仕文的全部家当。

她把借据拍在桌上，只提了一个条件：签下断绝书，从此再无瓜葛。

何仕文当场就怂了，乖乖签字走人。

1894年，他当上了怡和洋行华总经理，成了香港华人商界的头号人物。

1897年主动辞职，开始自己做生意。

他创办的何东公司经营食糖贸易，又大举投资地产和保险。

那时候的香港正处在建设热潮中，土地价格年年上涨，他买下的物业遍布港岛九龙。

1906年，他向港督申请在太平山顶建房，硬是打破了“山顶只准洋人居住”的规矩，成了第一个住进那里的华人。

他在山顶建的晓觉园，后来估值超过50亿港元。

施娣晚年过得还算安稳，何东发达后把她接出来奉养。

1895年她病重时，坚持要回到海上离世，何东便租了两艘船，按疍家人的习俗送了她最后一程。

后来何东把母亲和何仕文的衣冠冢合葬在昭远坟场，墓碑上只刻着“施氏太夫人”，始终没写“何门施氏”。

这个被遗弃在码头的女人，用后半生的坚韧把五个孩子全都送上了岸。

何东后来成了香港首富，弟弟何福接任怡和买办，另一个弟弟何甘棠成了渣打银行买办，连何鸿燊都是这一支的后代。

当年何仕文以为甩掉的是累赘，殊不知施娣攥着的不是废纸，而是整个家族翻盘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