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罪”？她只因为在河里穿了一件比基尼，交往过几个男朋友，最后被判死刑，当法警举起步枪准备开枪之际，翟曼霞突然冲天大喊，“我无罪，性是自由的！“砰！随着一声枪响，将她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

主要信源：（公司法律师张瑞——1983年，“女流氓”交往18个男友被判死刑，留下遗言：性是自由的）

1983年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阵痛中，社会风气与法律环境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那一年夏天，西安的街头巷尾流传着一个令人咋舌的消息。

一个年轻姑娘因为在河里穿了件暴露的泳衣游泳，还被查出有过不少男朋友，最后竟被判了死刑。

这个姑娘叫翟曼霞，那年她才20出头。

翟曼霞出生在上海一个条件不错的家庭，小时候跟着父母在国外生活过，带回来的不只是洋派的打扮，还有一种和当时本地姑娘截然不同的气质。

她喜欢烫时髦的卷发，爱穿色彩鲜艳的衣服，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子不管别人眼光的洒脱。

在那个满大街都是灰蓝黑衣裳、连裙子短一寸都要被议论的年代，她往街上一站，就像个异类。

那年夏天格外热，西安城的柏油路都被晒得发软。

翟曼霞嫌屋里闷，就跑到郊区河边想凉快凉快。

她穿的是件当时极少人见过的泳衣，款式贴身又露得多，在水里扑腾得正欢，岸边却炸开了锅。

路过的人从没见过这阵仗，有老人觉得这姑娘不成体统，转头就去派出所报了警，说有人在河里“耍流氓”。

警察来得很快，把湿淋淋的翟曼霞带回了派出所。

起初她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跟警察说话时也带着点不以为然。

可这一查，问题就不只是泳衣了。

民警在了解情况时，她坦然承认了自己有过好几段恋爱经历，具体人数在不同记录里有出入，有的说十几个，有的说更多。

她觉得谈恋爱是你情我愿的事，没什么好遮掩的。

但那个年代不这么看。

1983年正好是全国开展“严打”的时期，对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打击力度极大。

“流氓罪”像个筐，很多现在看来属于个人私生活的事，在当时都可能被装进去。

翟曼霞的穿着、交往对象的数量，再加上她在审讯时毫不掩饰的态度，让她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

案子办得很快，从被带到派出所到判死刑，中间没拖多久。

消息传开后，街坊邻里没几个人同情她。

有人说她“不知羞耻”，有人说她“带坏风气”，甚至没人觉得一个年轻姑娘会因为这点事丢掉性命有什么不对。

只有她的家人急疯了，父母到处托人求情，哭着说她只是思想开放，没害过人，可那时候的情与法，都得服从于时代的洪流。

行刑那天是个阴冷的早晨，翟曼霞穿着自己最喜欢的红裙子，被押往郊外刑场。

围观的人挤满了路边，有人指指点点，有人骂骂咧咧。

她自始至终没低头，也没哭。

当法警准备执行时，她突然仰起头，用尽力气喊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

她说自己没罪，说性应该是自由的，是每个人的权利，还说自己的行为也许超前，但以后的人们不会这么看。

枪声响起后，她倒在草地上，那抹红色在灰扑扑的天地间显得格外刺眼。

翟曼霞不是那一年唯一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判重刑的女性。

在西安，还有一个叫马燕秦的离异女人，因为喜欢在家请人跳舞，被举报后查出与多人有染，也被判了死刑。
在徐州，一个医院的女杂工因为交往过几个男朋友，还爱组织舞会，同样以流氓罪被立即执行。

这些案子像一阵寒风，吹得人人自危。

那时候的报纸上，常能看到这类“严厉打击”的案例，法律条文里的“流氓罪”定义宽泛，量刑极重，成了悬在很多人头顶的利剑。

十几年后，1997年，中国修订刑法时正式取消了流氓罪。

这个曾经让无数人胆战心惊的罪名，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后来的人再看翟曼霞的故事，很难想象穿件泳衣、谈几场恋爱就能换来杀身之祸。

但在1983年，她的确成了那个特殊时期的祭品。

她的红裙子、她的泳衣、她临死前的那句话，都成了那个年代法治与人性碰撞的注脚。

如今再提这事，不是为了指责谁对谁错。

时代有它的局限性，法律也有它的历史背景。

翟曼霞的悲剧在于，她用西方带回来的生活方式，撞上了中国转型期最敏感的神经。

她追求的自由，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里，成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而她的死，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后来人们对个人权利、对法律边界的思考。

现在的街头，穿比基尼游泳早不是新鲜事，谈恋爱分手再交往更是平常。

我们享受着比翟曼霞那个年代多得多的自由，但也该记得，这份自由不是凭空来的。

它是无数像翟曼霞这样的个体，用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抗争、甚至他们的生命，一点点换来的。

那个穿红裙子的姑娘，如果活在今天，大概只会是个爱美、敢穿、活得潇洒的普通女人吧。

可惜她没等到这一天，她的故事，终究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了时代的变迁，也照出了我们每个人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