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彭德怀主动上门劝说孙殿英不要反对共产党，孙殿英坦言：兄弟，我一切都听你们的！
1939年8月，太行山东麓的林县天气闷热，新五军的木制岗楼却一夜间加高了半丈，机枪口冷冷指向山那边的八路军驻地。没开火，但谁都知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阴影正向华北逼近，任何一声走火都可能把火药桶点燃。
孙殿英的部队刚被整编为新五军不足半年，国民政府电报接连催促他“严加防范共军渗透”。可孙殿英更清楚，自家兵员多是杂牌出身，弹药又缺，如果真跟八路军硬碰，只怕便宜的反倒是日本人。保存实力，才有资本过冬，这是他这位老军阀多年摸爬滚打的底气所在。

八路军方面同样焦急。太行山连接华北与华中的交通要冲，一旦这里内斗，整个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都将被切开。彭德怀在河南前线结束部署后，翻山夜行赶回晋察冀，第一桩事便是“把这口闷锅的盖子掀开”。他挑了警卫团政委何长工作伴，只带几名通讯员就出了驻地。
傍晚时分，两匹瘦骡穿过石门关，直接停在新五军司令部外。卫兵认出这位戴着旧草帽、腰挎驳壳枪的中年人，不敢怠慢，匆忙通报。很快，孙殿英端着茶水迎了出来。灯光昏黄，双方在门口的青石台阶上对视了几秒，谁也没先开口。

“彭副总指挥亲自来，失敬失敬。”孙殿英抱拳，依旧戏班子出身的腔调。彭德怀递过一支纸烟：“孙军长，咱们对着打谁也讨不到好处，日本人反倒乐坏了。”孙殿英抿嘴，没有反对，只问：“可上面让俺看你们紧些，咋办？”彭把烟灰一弹，“咱们先看鬼子，别看自己。”两句来回，气氛松了半分。
夜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桌面上摊着一张手绘草图：正太铁路、平汉公路、附近敌据点尽收眼底。彭德怀开条件——八路军愿意在物资、情报上予以便利，但请新五军保证不向根据地开枪。孙殿英权衡再三，给了句俏皮话：“兄弟，我这条胡子都白了，不想再给东洋人做嫁衣。”

第二天早晨，孙殿英带副官回访。山风大，他却只披一件单衣。有人劝他加件棉袄，他摆手：“走得急，没带。”彭德怀让庖厨添了锅高粱米粥，双方围炉而坐，聊的却是如何把林县南北的几条山路炸断，好拖住日军扫荡速度。饭后，参谋们开始核对坐标，新五军三个团配合八路军工兵连埋设地雷，动作有板有眼，仿佛两支本就同属一面旗号的队伍。
有意思的是，消息很快传到武汉。蒋介石电令孙殿英“严防赤化”，电报措辞强硬。孙殿英却以“地形复杂，通信不便”为由，连着拖了十来天才回文。期间，八路军根据地粮仓接纳了一批新五军重伤员，双方军医共同救治，枪栓声换成了纱布撕开的细响。

同年12月，华北多地掀起“磨擦”浪潮，史称十二月事变。晋东南的炮声并未大作，新五军只是象征性地在公路边布了几处哨卡，再没越雷池一步。当月，日本第36师团试图南下偷袭林县，结果被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咬住，伤亡百余。战后统计表里，还能见到新五军提供的土炸药数目——不多，却足够说明态度。
回头看这场低调会面，不是传奇桥段，更像一局冷静的利益算计。孙殿英要保部队，彭德怀要稳战场，统一战线的政治框架给了双方一个折中位置，最终换来太行山几个月的相对平静。等到1940年春天，八路军根据地再次扩张到临漳河畔，新五军却已奉命撤向冀鲁边，局部合作宣告结束，但那段时间里留出的缓冲，确实让敌后抗战挺过了最艰难的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