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地下党员傅有智被捕，敌人把他带到了海滩，连开5枪，枪枪命中，谁知，等敌人走后，傅有智却被雨水打醒了！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傅有智：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1930年的厦门港，7月末的夜晚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渔行口广场上空乌云压得很低，海风裹着咸腥味吹过空荡荡的场地，几盏昏黄的路灯在风里摇晃。

国民党地方民兵押着4名五花大绑的年轻人走到打石字海滩，枪声接连响起，四个人倒在沙滩上。

民兵们不是正规军，心里发虚，又补了几枪才匆匆离开，打算第二天再来收拾现场。

那天夜里下了暴雨。

雨水浇在傅有智脸上，把他从昏迷中激醒。

他身上中了五枪，子弹从肩膀、脖颈、腋下擦过，都没打中要害。

绳子还反绑在身后，他咬着牙挪到礁石边，用尖角一下下磨断了麻绳。

浑身是血的年轻人拖着身子爬进厦门港的老街巷，敲开了远房亲戚的门。

那位亲戚没多问，帮他包扎伤口、换下血衣，第二天一早找船把他送到了鼓浪屿。

鼓浪屿三嫂的家成了临时避难所。

这位爽快的女人请来大夫给他治伤，每天端来热汤热饭。

养伤的一个多月里，傅有智常常望着窗外的海发呆。

他想起1911年出生在安溪登虎榜村，父亲是穷教书匠，家里省吃俭用送他到厦门读书。

在同文书院接触到进步思想，1929年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为党员。

海滩上的五枪没要他的命，他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得接着干革命。

1932年春天，傅有智回到安溪老家。

登虎榜村藏在山窝里，几十户傅姓人家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

他白天帮着乡亲干活，晚上悄悄串门，讲地主怎么剥削人、穷人该怎么团结起来。

村里年轻人听得眼睛发亮，傅有智、傅金旺、傅水狮几个人最先跟着他干。

那年夏天，登虎榜村第一个党支部在傅家老屋秘密成立，五个人对着党旗举起右手。

官桥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傅有智带着赤卫队打土豪、分粮食，队伍从几十人发展到上百人。

1933年8月，官桥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他当选主席。

成立大会在晒谷场举行，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挤满了场子。

傅有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那些曾经低头走路的乡亲挺直了腰板，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苏维埃政府搞减租减息，地主的田契当众烧毁，老百姓第一次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粮食。

危险却在暗处滋长。

安溪县长林枢和民军头子林寿盯上了这支红色力量。

县参议员叶采真出了个毒计，让他的学生、民军副营长王观兰假装投诚。

这个见风使舵的人带着几支枪来投奔红军，表现得格外积极。

1933年9月初，王观兰报告说匪首李振芳在温泉村活动，怂恿红二支队去剿匪。

傅有智心里犯嘀咕，提醒领导要小心，但队伍还是出发了。

9月8日，陈凤伍、李实、傅有智等十几个干部来到温泉村青云楼。

王观兰在楼下摆酒接风，酒过三巡，傅有智想去查看地形，被王观兰拦住了。

刚吃完饭上楼，楼下就响起了枪声。

五六十个国民党士兵把楼围得水泄不通，13名干部全部被捕。

安溪县城监狱的刑讯室里，傅有智又一次尝到了皮鞭和烙铁的滋味。

敌人问他党组织的情况，他始终闭口不言。

同牢房的难友后来回忆，这个年轻人后背的鞭痕叠着鞭痕，胸前烙铁烫出的伤口流着脓，可他从不呻吟。

审讯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得到的只有沉默。

9月17日清晨，凤冠山北坡飘着细雨。

傅有智和陈凤伍等五位同志被押到刑场。

他穿着那件破旧的蓝布囚衣，脚镣在石阶上拖出刺耳的声响。

山脚下站着许多从各村赶来的乡亲，傅金旺蹲在人群里把脸埋进臂弯。

行刑官宣读完判决，傅有智突然抬起头，用尽力气喊出“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起时，山风卷着松涛呜咽了很久。

傅有智牺牲时年仅22岁。

他母亲在老屋里抱着儿子的旧衣裳，一坐就是一整天。

鼓浪屿的三嫂把那件蓝布衫叠好收进箱子，每年拿出来晒晒。

叛徒王观兰得了赏金升了官，却整夜做噩梦，梦见浑身是血的傅有智站在床前盯着他。

1958年，安溪县在凤冠山建起革命烈士纪念碑，傅有智的名字刻在碑上。

每年清明，登山村的老人会带着孩子来碑前献花，指着名字讲那个从海滩死里逃生的故事。

一个19岁的青年，在枪口下捡回一条命，没有选择躲藏，而是转身投入更猛烈的风暴。

他见过鼓浪屿的洋楼灯火，也走过安溪的崎岖山路，他尝过母亲煮的面线汤，也咽下过监狱里的血水。

从渔行口广场到凤冠山，短短3年时间，他用双脚丈量了生与死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