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1639）十二月，西洋传教士毕方济带着礼物觐见崇祯帝，不光献上了各类西洋奇书，还一口气提了四条实打实的建议：改用西洋历法、用西洋技术开矿办工业、放开民间与西洋通商、购置西方武器强军。

他送来的书也堪称全面，天文地理、农桑水利、火器制造，各类西洋科学典籍全都有了汉文译本，涵盖了当时西方的核心实用知识。

这一套组合拳，说起来比后来晚清的洋务运动还要开明。洋务运动从头到尾都是官府一手抓，压根不信民间力量，可毕方济的通商建议，本就是要放手让民间参与，才能真正盘活经济。总结下来就是：放权民间搞经济、发展实业、推进军事现代化，要是真能落地，中国和西方的接轨，能足足提前三百年。

其实这也不是毕方济一个人的想法，早年间徐光启、李之藻这些明朝士大夫，就一直在钻研西方科学，想着把西洋技术和明朝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就算徐光启等人已然离世，明朝的士大夫阶层也不算封闭，依旧有不少人愿意主动学习西方新知。

可偏偏，这份打开国门的契机，撞在了明朝最无力的时刻。此时的大明朝，财政崩溃、社会秩序混乱，崇祯皇帝就算有心做点事，也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根本无力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何况崇祯本人刚愎自用、猜忌心极重，压根没法稳住局面推行新政。

就拿西洋历法来说，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发生日食，唯独西洋历法预测分毫不差，崇祯这才下定决心改用西历。可诏书还没来得及颁布，仅仅一年之后，明朝就彻底灭亡了。

历史就是这么无奈，科技传播的脚步，终究没能跑过王朝覆灭的速度，一场本该改变国运的改革，最终只化作了历史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