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和平起义后，拒绝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马呈祥和叶成等一行人，在离开新疆出国时携带有大量的黄金，其中马呈祥带了8000两黄金，叶成带了7500两黄金。由于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已经数月没有发军饷了，有不少人就想要借此机会从中捞一笔。
枪声不是在战场上响起的，而是在撤离路上的营房里响起的。1949年9月下旬，新疆和平起义大局已定，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选择留下接受改编，但马呈祥、叶成等人没有走这条路。
他们带着随员、家眷和财物，准备从南疆离境。军队一旦断饷，表面还维持队形，心里早就散了。
士兵看着高级将领带着成箱成包的黄金离开，自己却连回程盘缠都没有，情绪自然压不住。原本负责护送的队伍，是从马呈祥掌握的骑兵第5军里抽出来的，人数六十多人，包括一个特务排和一个卫士班。
这些人对马呈祥还算客气。马呈祥是他们的老长官，在西北军系中有威望，很多人不敢轻易冒犯。
可叶成不一样，他是中央军将领，和这些骑兵部队没有太深香火情。对护送人员来说，叶成身上的黄金更像一块摆在眼前的肥肉。
队伍走到阿克苏时，事情突然变味。当天夜里，他们住进当地整编第65旅的旅部营房。
叶成上厕所时，忽然被人打了一枪。枪声一响，营区马上紧张起来，整编第65旅特务连随即戒严。
到了第二天，营房外站满了官兵，气氛像拉满的弓，稍有不慎就会出事。马呈祥不能装作没看见。
他亲自去找整编第65旅旅长李祖唐问原因。李祖唐给出的解释是，开枪的人叫任国良，过去曾在叶成手下当兵，因为开小差差点被枪毙，后来逃到第65旅。
任国良知道叶成来到阿克苏，一时怀恨，才动了杀心。这个说法听起来能解释枪声，却解释不了后面的场面。
因为很快，外面的官兵不再谈任国良，也不再纠缠旧怨，而是喊出了更直接的话：他们和马军长无冤无仇，可兄弟们半年没发军饷，不把军饷发了，就不能走。这才是关键。
所谓枪击事件，更像是把积压的不满点燃了。护送、驻军、中央军、地方部队，大家都挤在一条退路上，每个人都知道大势已去，也都知道谁手里有钱。
黄金一旦被看见，就不再只是私人财物，而成了人人惦记的东西。马呈祥明白，再拖下去会坏事。
他去找叶成商量，叶成没有拿主意，只说让马军长看着办。话说得轻巧，压力却全压到马呈祥身上。
马呈祥也清楚，叶成是蒋介石身边出来的人，到了台湾地区之后，说不定还要仰仗他的关系，不能把脸撕破。继续往边境方向走时，矛盾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地点。
快到国境线时，马呈祥去巴基斯坦边卡联系出境手续，叶成身边反倒空了。护送人员便抓住这个机会，由马呈祥的副官马得勋出面，递给叶成一张条子。
条子写得客气，意思却很硬：回程盘费不够，暂借500两黄金，改日奉还。叶成当然看得懂，这不是借，是要。
他没有立刻回应，想用沉默把事情拖过去。可对方早就不打算讲场面话。
马得勋朝地上开了一枪，周围也跟着响起枪声。叶成这时才明白，继续装聋作哑，可能真会出大麻烦。
他只好拿出4根金条交给马得勋，说自己所带有限，实在力不从心，请兄弟们见谅。跟在他身边的人见情况不对，也纷纷拿出金银首饰，算是花钱买平安。
有意思的是，收钱的人嘴上还说“不必破费”，态度像是在客套，可东西照样收下了。这种场面最能看出败局中的尴尬：一边还维持着长官、部属、护送、礼数这些名义，另一边人人都在为自己的退路打算盘。
马呈祥办完边境手续回来后，也没有追究。他又给护送官兵发了一笔钱，普通士兵每人黄金1两，连长、排长每人1两半。
对这些人来说，这既是辛苦费，也是封口费，更是乱局结束前能抓到手的一点补偿。从表面看，这是一次出境途中的抢金风波；往深处看，它暴露的是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内部的裂缝。
上层将领带着黄金寻找后路，基层官兵却长期欠饷，连回去的盘费都成问题。这样的队伍，即使没有外部压力，内部也难以维持稳定。
马呈祥和叶成后来离开新疆，辗转前往台湾地区。可他们在阿克苏和边境路上的遭遇，已经把当时的局面说得很清楚：当军心散了，旧有关系也就不牢靠了；当黄金成了最后的依靠，所谓体面撤离，往往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