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为扩军截留了冀、察、平津地区的各种税款，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知道后极为不满，逢人就说：“宋哲元当年在山西走投无路，等同叫花子，要不是我姓孔的给委员长说情，给他发军费，他早就完蛋了。”
中原大战到1930年后期，冯玉祥、阎锡山一方败势越来越明显。西北军原本声势不小，可一旦大局倒向蒋介石，许多将领开始另找出路。
吉鸿昌、孙连仲、梁冠英等人先后接受南京方面改编，队伍还在，人心已经散了。宋哲元当时没有立刻改换门庭，他还想把手里能控制的部队带到陕西，依靠潼关一线继续支撑。

可这条路并不好走，蒋介石方面步步追来，陕西地方武装也不愿让西北军再扎根，前后夹击之下，他的退路被堵死。没了陕西这个落脚点，宋哲元只好带着残部渡过黄河，退到山西。
可当年的盟友也并不可靠，晋绥军控制渡船，处处设限。等宋哲元真正进入山西时，身边部队已经大大缩水，昔日西北军大将，一时落到相当狼狈的境地。
山西南部那时聚着一批不愿轻易投蒋的西北军残部，张自忠、刘汝明、庞炳勋等部都在其中。冯玉祥还想把这些力量重新拢起来，让孙良诚统一指挥，继续维持西北军的旗号。
可问题很现实，冯玉祥拿不出足够军饷。军队不是靠口号就能维持的。
士兵要吃饭，军官要安顿，枪械弹药要补充。冯玉祥的威望还在，但钱包空了，号令就打了折扣。
各部表面上听从安排，心里却都在盘算前程。没过多久，冯玉祥下野，西北军作为一个整体也就走向瓦解。
宋哲元真正翻身，是从这片残局里爬起来的。他同张学良方面接触，又在蒋介石默许下，对山西境内的西北军残部进行收编。
起初，这些部队挂在东北边防军系统里，后来获得国民革命军第29军的番号，宋哲元出任军长。第29军的底子并不差，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等人都是从战场上滚出来的将领，部队也有西北军吃苦耐劳、近战凶悍的传统。
可番号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名义上成了正规军，实际上钱依然不够，兵员又超编，日子过得紧巴巴。当时第29军每月能拿到的军费很有限，根本支撑不起一支大军。
宋哲元想保住队伍，就得想办法找钱。身边谋士萧振瀛看出了门道，提出去南京活动，为第29军多争取一点经费。
于是，几万元活动经费凑出来，萧振瀛南下奔走。萧振瀛善于交际，到了南京后，先把孔祥熙这条线打通。
孔祥熙是财政系统要人，又同蒋介石关系密切。通过孔祥熙引荐，萧振瀛见到了蒋介石。
他的说法很直接：第29军是西北军余部中的精锐，留在山西，可以牵制阎锡山。这番话打中了蒋介石的心思。
对南京方面来说，宋哲元这支部队虽然不是嫡系，却有利用价值。只要给钱，让第29军稳定下来，就能在山西和华北之间形成一枚棋子。
于是，财政部拨给第29军一笔补充费，并同意按实有人数发军费。这也就是孔祥熙后来不满的根子。
他觉得宋哲元当年最困难时，是自己帮忙牵线，才让第29军缓过一口气。可几年后，宋哲元坐镇华北，掌握冀、察、平津军政大权后，却开始截留本应上缴中央的各类税款，用来扩军养兵。
1933年，宋哲元率第29军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文峪一带打出名声。大刀队夜袭、近战搏杀，使第29军成为全国关注的抗日部队。
名气上来了，宋哲元的政治分量也变重了。到1935年前后，他逐渐控制冀察和平津局面。
华北那时局势很微妙。日本步步逼近，南京中央又难以直接控制前线，地方实力派便有了很大活动空间。
宋哲元一面要应付日方压力，一面要守住自己的地盘，还要扩充第29军。钱从哪里来？
他把目光放到了地方税收上。孔祥熙的不满，并不只是个人怨气。
他站在财政部的位置上，最怕各地都学宋哲元。今天华北留税养兵，明天别的地方也照样办理，中央财政就会被掏空。
更何况，孔祥熙自认为当年帮过宋哲元，如今宋哲元做大后不听招呼，自然更难咽下这口气。所以才有那句很刺耳的话流传出来：宋哲元当年在山西走投无路，等同叫花子，要不是孔祥熙替他说情、替他争军费，他早就完了。
这话不一定全是公允评价，却能看出当时中央财政部门对宋哲元的真实态度。宋哲元也不是单纯为了个人享受而截留税款。
他的核心目的，是把第29军做大做强。到卢沟桥事变前，第29军已经扩成多师多旅，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刘汝明等部各守一方，形成华北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可问题也在这里，扩军能增强防务，却也会加深中央与地方的裂痕，南京要的是统一财政、统一号令；宋哲元要的是手里有兵、有钱、有地盘。双方都有自己的账本，也都有自己的难处，乱世里的权力冲突，往往就藏在军饷和税款之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29军站到了抗战前线。赵登禹、佟麟阁等将领先后殉国，第29军付出沉重代价。
宋哲元此后仍在抗战体系内任职，但身体状况逐渐恶化，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绵阳病逝。孔祥熙的抱怨，宋哲元的截留，表面是钱的问题，背后却是那个年代中央与地方、军权与财权、抗战准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