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担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后，为了表示自己是积极反共的，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公开表示：“近来有人来策动我，要知道我汤恩伯脑袋是最顽固的，是块化石，谁来准要受到最不好的下场。”
1949年初，国民党军在长江防线一带已经压力很大，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表面上还有重兵把守，实际上内部早已人心浮动。
汤恩伯在1949年1月就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手里掌握的是长江下游和上海外围的重要兵力。他需要向上面证明自己可靠，也要压住下面的军心。

所以在军事会议上，他才会把话说得那么硬，像是在警告别人，也像是在给自己壮胆。可历史常常有讽刺意味。
汤恩伯话音刚落，下面有人听进去了，却听出了另一层味道。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回去后，也照着这个口气对部下讲话，说谁要来策动他，谁就没有好下场。
戴戎光当时未必知道，江阴要塞内部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他以为自己是在表忠心，实际上这番话只会让身边已经有想法的人更加谨慎。
王德容、唐秉琳等人都在他身边做事，表面平静，心里却明白，这个时候不能硬碰硬，只能继续等机会。江阴要塞的位置太重要了，它扼守长江下游，靠近南京和上海，是长江防线东段的关键节点。
谁掌握江阴，谁就能影响渡江通道，国民党军把它看成一道硬门槛，汤恩伯也把这一带当成防线的重要支点。可要塞再坚固，也挡不住内部松动。
早在孔庆桂担任江阴要塞司令时，地下工作就已经开始展开。唐秉琳在1946年5月进入江阴要塞，后来做过参谋主任、守备总队长、炮台总台长，逐渐接触到核心岗位。
到了1948年5月，孔庆桂因贪污问题被告发，只好离开司令位置。戴戎光想接任江阴要塞司令，而唐秉琳、唐秉煜兄弟看到了机会。
戴戎光和唐氏兄弟是同乡，两家还有旧交情，他的弟弟戴曙光又早已投身抗日事业，这层关系让唐氏兄弟判断：由戴戎光上来，反而更便于继续开展工作。为了帮戴戎光争这个位置，唐秉琳拿出守备总队一笔军费，折合黄金三十两，作为活动经费。
再加上各方关系运作，戴戎光最终坐上了江阴要塞司令的位置。对他来说，这是仕途上的一次提升；对唐秉琳等人来说，这是关键布局向前推进了一步。
戴戎光上任后，果然重用唐秉琳。他把唐秉琳提为炮台总台长，又安排吴广文、王德容等人进入重要岗位。
看起来，这些都是戴戎光的亲信；实际上，真正的局面比他想象得复杂得多。最有意思的是，戴戎光的信任，有时反而成了唐秉琳的保护伞。
1948年冬天，有一个逃回来的地主还乡团分子向江苏省保安方面告密，说江阴要塞里有个姓唐的团长靠不住，他哥哥同地下组织有关。这件事如果继续追下去，风险很大，后来戴戎光去常州参加联防会议，第一绥靖区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丁治磐也在场。
会上有人问起唐秉琳，说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怀疑。戴戎光没有顺着话往下查，反而替唐秉琳挡了过去。
他说唐秉琳的根底自己知道，是黄埔后期的“小老弟”，对上面还是忠诚的。至于他哥哥的事，那是各为其主，不能因为兄弟立场不同，就轻易怀疑本人。
他还拿自己打比方，说自己也有弟弟走了另一条路，难道自己也要被怀疑吗？这句话看似是在维护老乡和部下，实际上无意中让江阴要塞内部的秘密工作避开了一次危险。
时间进入1949年4月，形势急转直下。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对于汤恩伯来说，长江防线必须守住；对于江阴要塞来说，开不开炮、往哪里打，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决定战局节奏的大事。
关键时刻，江阴要塞内部的行动开始发挥作用。要塞炮火没有按照国民党军原先设想发挥阻击效果，部分火力出现转向和消极应付。
戴戎光想稳住局面，却发现自己已经指挥不动整个要塞。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线，在最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从内部裂开了口子。
这就是汤恩伯那句“化石”真正尴尬的地方。他以为只要态度够硬，就能堵住人心变化；戴戎光也以为照着说几句狠话，就能显示忠诚。
可到了真正决定胜负的时候，喊话没有用，命令没有用，靠威胁维持的军心更没有用。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5月27日，上海解放，汤恩伯麾下主力在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中遭受重大失败，残部后来向东南沿海撤退。
他当初反复强调的京沪杭防线，并没有成为他想象中的铜墙铁壁。戴戎光的处境也很快变化。
江阴要塞起义后，他被控制起来，后来接受了新的现实。这个过程说明，在历史转折点上，个人的表态可以很响，真正决定走向的，却是大势、组织、民心和内部力量的变化。
越是局势不稳，越有人用强硬语言包装自己；越是内部松动，越有人要靠会议上的狠话来维持表面秩序。
汤恩伯说自己是“化石”，可时代洪流不会因为谁顽固就停下。戴戎光学着表态，却没看清身边已经暗流涌动，江阴要塞的变化，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多年铺垫、长期经营、关键时刻集中爆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