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时毛主席邀请溥仪共进晚宴，一度追问大清传国玉玺如今到底下落何处呢？
1962年1月下旬，北京的北风仍旧刺骨，抚顺战犯管理所刚刚送来一纸电报：爱新觉罗·溥仪获准入京。十七年来，他先在苏联羁押，后在东北接受改造，如今将第一次以“公民”身份走进中南海。短短一句“可以来了”，把这个在帝后手中蹒跚登基、在军阀枪口下仓皇退位、又在外敌扶持中当过傀儡皇帝的人生，突然拉进了共和国的客厅。
从前的紫禁城到今日的首都，溥仪行李极简：一套深色呢子大衣、一本泛黄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几枚抚顺时期自制的小木梳。车到北京站，他抬头看见红底金字的站名，愣了好一会儿，自语一声：“这地方，我竟像第一次来。”身旁的工作人员笑了笑：“您现在是北京市民，感觉该不一样吧？”溥仪点头，却没再多言。

两天后，毛泽东在怀仁堂设家常宴。菜不外乎白水虾、烩白菜心、蒸红薯，外加一只热气腾腾的羊腿。席间，毛泽东端起酒杯招呼：“来，老同学，尝尝这口家乡味。”溥仪起身回敬，双手微颤。轮到敬酒时，他略显拘谨地说：“多谢主席栽培，使我重做人。”毛泽东摆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倒是有个东西，我一直想问——传国玉玺，可还在吗？”这句近乎寻常的提问，让满桌宾客屏息。
传国玉玺，作为帝制合法性的象征，曾在数百年里辗转宫阙。清廷覆灭前夕，它已悄然失踪。溥仪略带歉意地回答：“晚辈也想找，可自幼继位时便未见真物，只见过记载。”一旁的老学者章士钊轻声插话：“世事兴替，玉玺不见了，并非坏事。”毛泽东微微一笑：“没有玉玺，国家照样可以自立。关键是人心，不在玉。”
回想溥仪的一生，的确被人心与政局推搡前行。辛亥枪声响起时，他不过六岁，宫门紧闭，外头革命党已拉开大幕；袁世凯握着退位诏书时，他仍在练蹒跚象步。旧王朝垮塌，清廷留下优待条件，让他留在宫中领“皇室经费”。这份温室似的待遇，却在1924年秋夜的政变中倏然而断，冯玉祥士兵砸门而入，他抱着御批圣旨，踏着满地碎玉，流落到天津张园。

数年后，日本关东军向他伸来橄榄枝。目睹民国军阀混战、列强环伺，他把最后那点君主幻想押在陌生人身上。1934年，新京的大典隆隆炮声中，他被迫换上“康德”年号的长袍；表面风光，实则处处受制。日本顾问进出御所不敲门，他想题匾，要先递交“审批函”。那种被当作道具摆放的感觉，比紫禁城时期更刺骨。
1945年8月，苏军坦克压过松花江大桥，伪满洲国轰然崩溃。溥仪仓促登机，计划逃往日本，飞机却在沈阳被拦截。他的行李中装着几张自家相册、一只望远镜，还有一把从未开封的龙纹宝剑——用来剪彩的。被押往伯力的铁皮车厢里，他第一次读完一本完整的俄文词典，那是新生活的第一课：世界比龙椅宽，权杖之外，还有法律和秩序。

1950年回国，抚顺监狱的改造，从种菜、扫院子开始。每天晚点名后，他伏在小桌前抄写《革命烈士诗抄》，自认“补课”。同监的前伪满高官私下嘀咕：“咱们是不是回不去了？”溥仪放下笔，略顿，淡淡道：“回不去最好，前头也许真有路。”
“做个守法公民”，这句话他在审查会上说过多次。1959年特赦令颁布，他走出高墙，住进了北京植物园附近的职工宿舍，领到园艺师助理的工作。每天与花木为伴，他自称“爱新觉罗·三棵树”。昔日“金枝玉叶”的精致手指，被泥土染得泛黑，却似乎比执御笔时更安稳。

再把目光拉回那场1962年的新春宴。主席是历史的彻底革新者，客人是历代皇权的尾声，他们对坐一席，素菜清汤，没有御前排场，却有千年更迭的分量。玉玺无踪，江山已换，取而代之的是一方印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它的材质只是青铜，却象征着新的主权与民意。毛泽东将印章端在掌心，轻轻放回案几，对溥仪说：“国家自有新印，你也自有新生。”席间无声，历史却在这一刻完成了某种交接。
宴毕，溥仪随同事返住处，夜里写下一行字：世上本无龙气，只有人气。当年失踪的传国玉玺究竟流落何方，学界至今悬念重重；而一个曾被它捆绑的灵魂，终于学会以凡人身份迎风而立。这或许比找回任何宝玺都来得更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