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中央机关被免职，回工厂当了普通工人，十年后工友们才明白她有多厉害

有这么一个人，在机关大楼里待了好几年，有一天突然被免了职务，收拾收拾东西就回了工厂，没哭没闹，换上工装就上班了。

这个人叫李素文，1978年回到沈阳糖果厂时，已经45岁。你没看错，就是那个1975年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素文，曾经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副国级干部，如今要守在糖果包装流水线旁，每天重复包糖块的动作。

刚进车间那几天，她的样子实在有点笨拙。长期脱离体力劳动，手脚早就不利索了。旁边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手指翻飞，糖块裹着彩纸，一个个整齐地码在托盘里，转眼就是一小堆。再看李素文，包一个掉一个，要么糖块歪在纸里，要么包装纸皱巴巴的，半天也装不满一袋。车间主任没客气，端来一筐次品放下，就两个字：返工！她没辩解，没抱怨，低头就重做，一天下来返工三次，掌心磨出了血泡，晚上回家还在灯下练手法，拿块手帕当糖纸，反复折叠、扭转、打结。

有人偷偷议论，“这就是以前的副委员长？”“看着也没啥特别的。”“怕是来镀金的，待不了几天就得走。”她听见了，只当没听见。第二天照样提前到岗，把操作台擦得锃亮，帮工友们接好热水，然后默默地包糖。一周后，奇迹发生了——她的包糖速度竟然跃居车间第一，而且包出来的糖块个个平整美观，几乎没有次品。年轻女工们服了，主动喊她“李姐”，不再提“副委员长”那三个字，她也从不主动说起那段过往。

她从不搞特殊。工厂食堂的饭菜，她和大家一样排队打；上下班挤公共汽车，有人让座，她摆摆手说“你们年轻人也累”；车间里机器坏了，她跟着维修工一起蹲在地上琢磨，手上沾满油污也不在乎。有一次，厂里接到一笔紧急订单，要求三天内完成平时一周的产量。车间主任急得团团转，工人们也怨声载道，觉得根本不可能完成。李素文站出来说，“咱们试试分组竞赛怎么样？”她把工人分成几个小组，制定了简单的奖惩规则，还把自己在中央工作时学到的统筹方法用上了，合理安排每个人的任务，减少重复劳动。结果，不仅按时完成了订单，产品质量还比平时更高。工友们这才发现，这个“李姐”不简单，她脑子里的东西，比书本上的还管用。

还有件事让大家印象深刻。那年冬天，厂里的暖气总出问题，车间里冷得像冰窖，工人们冻得手都伸不直，产量直线下降。车间主任找了好几次后勤，问题都没解决。李素文知道后，没去找领导，而是自己拿着本子，记录每个暖气片的温度，排查管道走向，最后发现是主管道堵塞了。她带着几个年轻工人，花了整整一夜，把管道疏通干净。第二天早上，车间里暖烘烘的，工人们都惊呆了。有人问她怎么懂这些，她笑着说，“以前在商店当营业员，水管堵了也是自己修，道理都差不多。”

其实李素文本来就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她1956年就到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当营业员，因为服务热情、记性好，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还创造了“五不、六个一样”的职业道德标准，在全国商业系统推广 。1975年她当选副委员长时，才42岁，是当时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之一。1978年审查结束后，她没被“双开”，但所有光环都没了，组织安排她回沈阳糖果厂当普通工人。

五年后的1983年，李素文被任命为沈阳糖果厂副厂长。这不是靠关系，是她凭实打实的业绩挣来的。当了副厂长，她更忙了。她最先倡议搞市场调查，发现散装糖和礼盒糖的需求都很大，就推出两条并行生产线，还设计了几种新颖的礼盒包装，一下子打开了市场，工厂产值翻了一番。她还注重人才培养，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年轻工人，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

到了90年代初，她调任沈阳市轻工局供销公司经理，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公司打理得有声有色。1997年，65岁的李素文还不甘寂寞，投资50万元在沈阳太原街上办起了第一家高科技产品专卖店，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晚年的她又和一些劳模一起，做起了沈阳北运河的环境保护工作，冬日扫雪，夏日除草，每月只有200元补贴，她却乐在其中。

十年时间，足够让工友们彻底看清一个人。他们终于明白，李素文的厉害，不在于她当过副委员长，而在于她能上能下的心态，在于她扎实的工作能力，在于她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认真负责的态度，更在于她那颗始终和工人群众在一起的平常心。她用实际行动证明，权力是力量，金钱是力量，人格更是一种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