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傅大炮”公然唱衰苏联，怒喷苏联：把人类所有坏事凑齐了！当时被骂是反动文人，现在回头看，句句是预言。

主要信源：（新华网——傅斯年的爱国情怀）

1946年的中国，刚从十四年抗战的烽火里喘过气来。

重庆的雾还没散，老百姓盼着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可雅尔塔协定的消息一传开，这梦就碎了一半。

外蒙古要独立，旅顺大连要租给苏联，中东铁路要共管，这些事全是美英苏三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拍板定的，中国这个战胜国连个旁听的席位都没有。

那时候，苏联刚帮着打跑了日本关东军，在国内名声正响，“老大哥”三个字挂在不少人嘴边。

可有个山东汉子坐不住了，他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不是个冲动的人。

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就是五四运动的领头人，后来跑去欧洲啃了七年书本，从心理学学到物理学，再钻进历史语言学的故纸堆里。

他这辈子信一条：凡事得讲证据，不能听风就是雨。

回国后他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带着一帮学者挖殷墟、整理明清档案，硬是把中国历史研究从书房搬到了田野和实物上。

可就是这样个做学问的人，1946年却在《大公报》上发了篇文章，话说的极重，说苏联是把人类文明里所有的坏事都凑到一块儿去了。

这话一出，跟往滚油里泼了盆冷水似的，炸了锅。

他这话不是凭空骂街。

雅尔塔协定签的时候，他翻来覆去地看条文，越看越心惊。

外蒙古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没就没了；旅顺和大连，那是东北的出海口，拱手让人；中长铁路贯穿东北腹地，命脉捏在别人手里。

更让他咽不下这口气的是苏联红军进了东北后的做派。

1945年8月，苏军打跑了日本人，可接下来的七个月里，沈阳的飞机制造厂被拆得只剩个空壳。

鞍山的钢铁厂机器被一车车拉往西伯利亚，连电线杆子上的铜线都没剩下。

当时有个统计，苏联在东北拆走的工业设备总价值约二十亿美元，足够让东北这个中国的工业心脏重新跳动起来，可最后剩下的只是一片废墟。

傅斯年把这些事一件件记在笔记里。

他想起自己在欧洲留学时读的那些材料，斯大林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这些沙俄扩张者捧成民族英雄。

连当年侵略中国东北的沙俄将军西窝涅夫的铜像，都在罗马尼亚的广场上重新立了起来。

他在文章里写，苏联这套东西，表面喊着平等解放，骨子里还是沙皇那套扩张的老路子。

国家垄断了一切，老百姓连换个工作都得上面批，农业集体化饿死了几百万人，大清洗把多少无辜的人送进了劳改营。

这些事，他不是道听途说，是翻着苏联的宪法、五年计划报告和西方学者的研究一点点抠出来的。

他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反感苏联。

1919年五四运动那会儿，他也曾为十月革命欢呼过，觉得那是穷人的希望。

可后来在欧洲待了七年，他慢慢看清楚了。

柏林大学的小咖啡馆里，他和陈寅恪一聊就是大半夜，从托洛茨基的书聊到沙俄的扩张史，越聊心里越沉。

他发现，一种制度如果光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跟旧的专制没什么两样。

回国后他当北大代理校长，清理伪北大的教职员，有人说他太绝，连老朋友容庚来求情都不行。

他说，大学是讲气节的地方，在大是大非面前含糊不得。

这话用在他对苏联的看法上，也一样。

1946年的中国，左派右派吵得不可开交。

左派觉得苏联是社会主义灯塔，右派忙着跟共产党争天下。

傅斯年夹在中间，谁也不得罪，谁也不依附。

他骂孔祥熙、宋子文贪腐，逼得两个行政院长先后下台，他也骂苏联的扩张，说那是“新野蛮主义”。

有人骂他是反动文人，他不在乎。

他在文章里写得明白：“我读史三十年，深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必遭劫难。

今日之苏联，非游牧民族，胜似游牧民族。”

这话说的直白，却是从历史里熬出来的见识。

后来他去了台湾，当台湾大学校长。

办公室门口贴张条子，写着“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

考试印卷子，把印刷工人关在楼里，派警察把守，卷子没印完谁也不许出来。

1950年12月20日，他在省议会上答复议员质询，讲着讲着就倒了下去，脑溢血，再没醒过来。

那年他才55岁。

现在回头看，傅斯年那句话确实刺耳。

可历史有时候就这么有意思，当一个国家被捧成神话的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说几句不中听的话。

他不是预言家，只是个认死理的读书人，觉得不对就得说出来，哪怕得罪人，哪怕不合时宜。

1991年苏联解体，那面飘了70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

不知道那些当年骂他的人，会不会想起1946年那个雾蒙蒙的重庆早晨，想起那个叫傅斯年的山东人，在纸上写下的那句狠话。

历史从来不会亏待说实话的人，哪怕这实话来得晚了点。